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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崛起与坠落
  第五节如何评价晋商
  
  明清时期，从某种意义上山西在中国已经出局，而晋商却突然崛起且屹立近500年，被视为回光返照。或者说，晋商作为一个个案，其业绩和影响力令人叹为观止。但晋商的出现无法改变山西在大中国的格局。中国格局是这样：由东西变成南北，如果把北京市政治文化中心，那么东南沿海就是经济、文化重地，而大运河则是起到了连同南北的作用。之后，湖广、两广经济崛起，其粮棉能力甚至超过江浙，当然四川、两淮地区也不可忽视。而山西作为一个省，其最大价值就是处在晋蒙边境、对于“拱卫京师”有很大军事作用。再让人记忆起的就是那些不辞劳苦、奔波辗转，被称为“九毛九”的老西商团了。
  
  陕西与山西同样衰落了。山东因为运河而起到了监控南北作用，一直等到今日。虽然运河衰落了，但津浦铁路又代替了运河在中国的作用，民国、抗战时代，孙美瑶临城劫财车案、铁道游击队的破坏交通活动，都在民国时代引起反响，无一不引起国民政府和侵华日军山东当局的高度重视，这也反衬出山东地理位置之重要。——它起着阻断或者监控南北的作用。
  
  晋商富甲天下的事实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已经广为传播，更细的表述是中国第一大商帮。它的外向型贸易特点，在除了中国广布外，贸易点达到俄罗斯、日本、朝鲜及东南亚等国，活动范围、规模令人吃惊。众所周知，它的发展以明初的开中制有关，显然沾了当时政策的光，当然山西挨近内蒙古民族纠纷区，沿长城一线展开的对80万驻军的后勤供应为山西人提供了绝好先机。商人通过辛苦，以实物运输到边关来获得国家的盐专卖，而后持盐引到指定盐场（比如两淮、两浙）换盐后，再到指定地区销售。如此来回周转，贸易越转越大。明中期，晋商成型，随着形势改变，他们的活动路线向外、向内发展。向外最经典的是向北发展，这就是走西口（山西右玉县杀虎口）、走东口（河北张家口），向内蒙古拓展，清代，又向外蒙古拓展，而蒙俄交界处的恰克图逐渐成为北部贸易的重地。再以后，晋商挺进到俄罗斯进行贸易，这就是从边关贸易到长途贸易。而贸易内容早已由盐变成茶马互市和更多商品……。
  
  不仅如此，晋商其实是全方位贸易，向四边展开，除了华北，首要往两淮两浙发展，主要是谋盐。晋商在东南沿海、西北均有一定的影响力。论及北部地区，其贸易能力之强，无一商帮可与之相比，其实力相对接近的是陕商(又叫西秦商人，号称“天下第一商帮”)。相比之下，河北商人就要逊色许多，这个区域与山西一样都与内蒙古为邻，共享地域优势，也参与了边塞贸易（河北人称之为“跑草地”），但没有做到晋商气象，其中原因，众说纷纭，但均难以服众。即使在广东行商控制的海洋贸易中，也有部分晋商的资本。这些查阅史料，能够悉知。
  
  票号是晋商发展的高级形式，专门从事汇兑业务。可以说是晋商智慧的最高成就了，让历史不能对这伙来自高台之上的群落有任何一点小觑。但票号不是现代金融手段。时下正在走红的韩毓海先生看得深刻，他分析，因为中西方不同，清政府一般不向商人借贷，仅有100万两白银记录。晋商不投资于战争，没有做战争这桩最大生意的能力。西方金融不是这样，它向政府提供借贷，用以战争，而后由国家政府提供财政税收保证，尤其以海关税为保证，或者发行货币和国债，这就导致金融资本家对国家形成影响，资本家的海外贸易产生出跨国贸易的大财团，如东印度公司。反过来，它们也能够借机控制弱国的财政金融能力。比如为发动战争国提供资金借贷，为战败国提供赔款借贷。中国在近代以来，深受此苦，财政金融完全被西方所控制。
  
  右玉长城28台墩
  
  相比之下，晋商无此能力，它无法左右政局。它只能作为朝廷的一个小伙计出现，只能看主子眼色行事，没有独立人格，带有浓郁的封建色彩。它所擅长的是官商勾结，附庸于国家统治者的肌体之上。不要说它与欧洲商人相比，就是比起明末中国的海商来，也有明显不同。如南昌大学教授陈东有先生总结的：
  
  历史上的徽商、晋商与东南海商存在很大差别，後者往往发展成商业─军事混合体。我们还发现：传统农耕社会的军队向来用农业赋税来维持，作为海商势力代表的郑成功集团的军队却用商业利润来维持。‘中国海洋社会’的思路为阐述上述历史现象，提供了准确的理论分析框架。
  
  海商往往与军事、掠夺有染。海盗就是其中的一个形式。而更高级形式是海商、军事、政治合为一体，发育最高级的就是如郑芝龙、郑成功家族代表的海商集团。它不仅与日本、荷兰和南洋作海外贸易，也形成了庞大的海上家族武装，最后郑成功在台湾形成割据政权。而海商、军事、政治三者是互相支持的。与西方商人集团比，它的不足是没有形成意识形态体系，法律、金融等体制欠发达，这是中国海洋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发育程度欠缺的地方。晋商与之相比，其单一性、传统性明显，与资本主义金融有着明显不同。对于晋商，无论其多么辉煌，它都没法独立存在，这是其局限之处。
  
  晋商富有，带给山西人的实惠难以计算，山西因此而名声雀起。比如资金、就业及文化习俗上，开风气之先。但具体分析，晋商富有不能代表山西人普遍富有。山西的自然环境和农耕条件并不突出，比起发达地区来有很大差距。山西普通贫民百姓比起江南富裕地区来，生活上应该有较大差距。现在有些学者和地方人士说：山西海内最富。这个观点有些绝对，要把它放到特定的概念下考察。从个人财富积累看，山西有一大批国家级的富人，这就是晋商。但从商业化和城镇化考察，山西并不很突出。学者高翔对此有宏观的认识：
  
  山西在乾隆朝算不上是发达地区，也不具有典型性。能真正反映清前期中国社会商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是江南市镇，以及广州、临清、汉口等工商业中心，大商人及商帮的出现，正在形成的区域性经济分工（如“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注：《雍正朱批谕旨》，雍正二年八月王景灏奏。），“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注：《切问斋丛钞》卷一六，尹元孚《敬陈末议疏》。河南布政使杨国桢重刊，同治金陵钱氏藏本。）等），而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
  
  　
  
  以今日思维评估，应该说山西当时的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并不算特别发达，且规模有限，第二产业（手工业、建筑业）具有一定优势，尤其是盐铁煤及系列手工业的制造（如潞绸、酒类、皮革、陶瓷、药材、硫磺），很有特色，但规模一般不够大。而晋商兼有第二、第三产业的特性，把手工制造和流通经营得淋漓尽致。这是山西省明清产业结构的特色。
  
  即使在山西内部，也存在着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历来是晋南、晋中相对富裕，晋东南次之，其他地方更差。民谣说：欢欢喜喜汾河湾，凑凑乎乎晋东南，哭哭啼啼吕梁山，死也不出雁门关。由此分出四个等级，最差的就是雁门关以北地区，即今日之大同、朔州。以经济能力观察，这里及忻州市仍是山西省的经济弱区。
  
  晋商虽然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巨大，对于民俗文化的影响很大，但对于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改变不是太大，对于山西的自然环境更是无法影响。其原因在于其一般不投资于实业（唯一一次1905年保矿运动，虽然政治上获得成功，但经济上收效不大），资本主要在流通领域活动。利润空间有限、投资周期长是其漠视实业的内因。资本也转向购买土地、设置典当行，说白了就是做地主、放高利贷，从中可以看出其保守性、投机性，细究，还是与它的封建色彩有关。如果它不是封建附庸，就没有晋商这个商帮出现了。这点它不能与国内外资本家相比，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
  
  一俟晋商在中国垮台，山西又回到从前，还是以前那个纯朴、自然、落后的样子。晋商给我们启示，如果不从科技手段、创新能力、政治体制和产业结构上做系统调整，仅靠流通领域的运作是不能跟上、改变我们这个地域和时代的。而且对经济有负面作用。
  
  这是一种畸形社会结构。山西省第一、第二产业并不发达。商业异常厉害。有资料显示，经商人口居然占到山西省的25%（见《山西通史》中华书局）。形同于靠商业立省。这并非晋商的错，而是由社会形态决定的。清前期，山西与中国一样，商品经济也呈现出较高程度繁荣，但没有资本主义化，而且仍然与封建主义千丝万缕，这是中国社会的“黏糊”和“迟钝”之处。有学者称为社会的“静止”状态。面对西方市场进入及洋货倾销，留晋的晋商虽然与之对抗，但无力改变颓势。最后的晋商，它只能与旧体制共始终，直到新的体制将其替代，而晋商也就是“旧体制陵墓中的兵马俑”了。

]]> http://fl.czkdw.com/default.asp?id=1941 <![CDATA[第四节山西发展轨迹及衰败异相]]> your@email.com(admin) Sun,15 Aug 2010 17:58:38 +0800 http://fl.czkdw.com/default.asp?id=1941

- 崛起与坠落：
  
  第四节山西发展轨迹及衰败异相
  
  杀虎口，就是走西口中的西口
  
  总之，山西这个地方愈到古代愈厉害，人类活动的遗址多而早，文明发祥早，邦国形成早，国家争霸实力强，人才出产多，政治军事价值很大，但越往以后越差，其地位排序愈来愈落后。这种历史轨迹呈现出与时代的“逆时针现象”，与沿海、沿江地区正好相反。这也是内地、山地往往具有的宿命——越古老越落后；越悠久，越缺乏活力。当然这也包括陕西省。朦胧地说，山西在宋代就已呈现出败相，元代已经走向衰落。呈现在20世纪以后的山西省，就是一个古老而发展迟缓的山地部落，一个封闭而脱离中国大势的地域。
  
  这种衰落不应该是一种纵向的反流，而是从宏观和横向比较说的。相反，山西省在宋以后，尤其明代以后，与全国的经济发展一样获得飞速发展，不是过去的历史态势所能比拟的，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它在中国的地位、影响力越来越微不足道，越来越被人忽视。当然，它偶有惊人之举，但惊人之后仍然归于平淡，不能改变山西颓废这种态势。
  
  究其原因可能很复杂，角度不同，看法就会不同，几乎是一个人一个说法。
  
  常规说法是南北大运河的频繁使用，导致了中国经济文化地理的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分别北移和南移，各种政策、经济、文化要素都倾斜到运河沿线，山西本土隔太行山与之渐行渐远。为何东南地区会成为新的经济文化中心呢？我以为，一是南宋朝廷南迁导致中原移民潮，移民带去了许多中原技术、信息和人才，对于江南开发促进很大；二是南方气候、水土比起北方来具有优势，且水网密布、水运发达。相比之下，北方气候干旱，土地贫瘠，农业条件较差，而山西在北方地区除了比内蒙古略强，几乎为最差。宋代社会的发展主旋律自然与山西渐行渐远了。
  
  即使这样，山西的农业经济仍得到飞速发展。而导致明代山西经济没有与中国拉大的原因还有手工业的发达。这种工业其实是资源经济和传统手工业的综合体。早在宋代，山西的挖煤就在中国凸现出来，加上冶铁、制盐等大宗产品的专卖，为山西积累了巨额财富。但是省内区域经济的严重不平衡，导致山西人民除了汾河一线发展条件较好外，其余地方地狭民稠，出路狭窄。在此困境之下，明初在明与北元边界（沿外长城一线）附近实行的开中制，为山西人提供了绝好的经商先机，这就是长城沿线的单边贸易。这也是山西在优势尽失的情况下，仍能有所作为的地方。我称之为“回光返照”。
  
  关于晋商崛起，其文字实在是太多了，我就尽量简洁而评。晋商崛起仰赖于明战略重心转移，由南部海洋贸易（以福建为主）转向北疆与北元的军事对峙，而服务于军事的军饷商贸随之出现，这就是山西人发财的绝好机会。在这次经商运动中，晋北成为这次军事商机的中枢之地。起初贸易只在商人与明驻军及家属中展开，商人为他们提供粮食、日杂品等后勤保障，以换取国家盐专卖；后来1571年以后，明与北元罢战言和，北元领袖俺答汗表示“愿世为外臣，贡方物”。于是，双方在辽东、宣化、大同、甘肃等地互市，这就是俺答封贡，说白了就是北元请求通贡，明朝给以经济援助，在军事控制下搞一个双边贸易。明以茶、布、铁锅等换取北元的马驼、牛羊、皮毛、金银铜等。
  
  后来，晋商活动越做越潇洒，由军事贸易到自由贸易，由边贸到长途贸易，由独霸北方到染指东南、海洋，气象万千啊。以至于连皇帝都认为，老西善贾。这种超大规模的商业现象，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清时期，晋北几乎无战事，蒙汉几成一家，清朝对蒙地的开放和开发，《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的签订等等，对商贸活动提供了契机和更大的平台。商贸活动愈演愈烈。晋商足迹征服了东北之松辽平原，西北之河套地区，并挺进到俄蒙交界之恰克图，与欧洲人大作生意，把边贸做成了长途贸易。而往南染指了江南及岭南，其中的皇商独揽了与日本的洋铜贸易。当然，贸易范围还远不至于此。总之，晋商在清代的社会里如鱼得水，活动量、业务量惊人，在北方一花独大，称雄当时，其力量几乎无出其右者，在南方与徽商、粤商共同占有海内外的市场份额。后来晋商又由实物贸易发展出金融机构——票号，把商贸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是后人不曾料及的事实，然而查阅史料竟然是真的。
  
  但是，山西省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已经愈来愈黯然失色，总体上风光不在。晋商的辉煌不完全能代表山西的状况，除去这伙无处不在的“求财者”，山西人留给世人的印象仍然有些木讷，有些贫困，有些不跟时代。而这一切与它的生存环境有直接关系。
  
  1840年近代以降，山西省远离中国大局，沦为“居于高台之上的一名看客”，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后来，阎锡山时代，山西省是中国的模范省，建国以后，山西省的经济指标也居全国的中上等，山西也被定为国家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在大工业布局和资源发掘上受到重视，但这种重视带给山西人的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思考，一种不愿接受又默然无言的事实。然而，这种尴尬局面已经套在山西人的头上而无法打破，虽然山西天天喊着“产业结构调整”“ 追求可持续发展”，但面对这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谈何容易呢？！
  
  如同一个人一样，衰败与强盛两股反方向的力量同时出现在山西这块土地上。只是哪种力量占据优势而已。山西的衰败，首先是地理的没落，已久由此而来的山西被主流政治力量的抛弃。
  回溯远古历史，几次迁都就是山西衰败的征兆之一。
  
  第一次，是韩赵魏三国迁都，在战国时代，他们不约而同从山西的肇始地搬迁，目标是东部、南部之中原。韩国从平阳（临汾）徙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后来又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总共三次。魏从安邑（今山西夏县）→大梁（今开封），赵国由晋阳（今太原西南）→中牟→邯郸。从路线图观察，属于东扩、南下。
  
  为何它们在山西平台上呆得好好的，干嘛要去河南折腾呢？这个后人早已做过分析，三国迁都原因各异，有避乱说，有受秦军威胁说（比如魏），但他们选择离开山西，到华北平原去，说明山西地形逼仄狭窄，经济能力有限，且交通不便，国土缺乏战略纵深，不利于国家做大做强，而邯郸、开封等地正好处在中原腹地，便于向广袤的华北平原发展，这就是三国抛弃山西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古人就知晓山地的局限性，它的封闭狭窄逼仄，不利于成就大国气象，必须到大平原上去。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反复证明，韩赵魏的目光没有错。若要成就大气象，就不能固守山西一隅，得向山下的大平原拓展。更何况那时是一个自由竞争角逐的时代，你有力量你就使，那么多土地原本属于周王室的，你不拿白不拿。对于它们，山西只是一个孵化室，一个温床，但不足以成就大气候。若成气候，必须走出去！
  
  很遗憾，这三个国家也未成了气候，最终被秦所灭，那可能是其他原因所致。不能否定它们当初的眼光正确。
  
  
  
  第二次抛弃山西，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十月，从平城（大同）迁都洛阳。众所周知，大同是晋北军事重镇，鲜卑族根据地，城建规模宏大，即使今日你看看华严寺、善良福寺院、云冈石窟，你就清楚大同作为北魏都城的气象了。连他的祖母冯太后也葬在附近。然而，这个孝文帝竟然不顾王公将帅反对，要抛弃祖庭，远离祖先坟茔，定都洛阳，其中原因何在呢？
  
  这种超常之举，自然引发了当时的贵族反对。孝文帝如何讲？他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他的意思是，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文治之地，搞改革很困难。而洛阳就不同了，这里自古是帝王看好的地方，有河洛文化作为基础，正好可以在中原大有作为。
  
  这番话包含了复合式观点，拆分开就是：迁都是统治中原、与汉族势力的合作，加速封建化进程（进步）；也是南扩（征讨南齐国）的需要，追求汉文明、减少改革阻力的需要，洛阳交通发达，气候温暖，兼有漕运，粮食供应不成问题，又是南下的跳板；而大同由于处在高原之上，位置偏北地寒，粮食产量有限，就没有这些便利了。
  
  如此一回味，孝文帝确实是英明之举，即使延至今日，我对他仍然充满敬意。遗憾的是，迁都并未挽救北魏，这个北方强国还是很快就灭亡了。其中原因值得反思，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这两件事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山西可能是国家的发源地之一，但山西不足以定都，只能偏安一时，成就国家大事得离开山西，到平原上去。这是历史反复出现的启示。为什么呢？重心转移，山西的物产不足于养活一个大型王朝，加上交通信息闭塞，版图有限，很难做大。再以后，大运河兴起，国家急所东移，而后沿运河一线展开；近代以后是沿海、沿江经济文化兴起，山西更是找不见北。一切就此铸定。
  
  为何古代辉煌？
  
  
  
  现有的历史结论是——中华文明产生于许多个点，尤其是挨近黄河中游地区的河谷和台地值得我们重视，它是文明的主源。当时的文明发祥地几乎是静止的，在安静中孕育、长大，而不是今天的文明特征——主要靠市场交流。山西具有这样文明发祥的条件，尤其是晋南黄河臂弯处，它们与豫西（三门峡、洛阳）、关中（西安、咸阳）构成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的发祥地。这里具有河流、肥沃土壤和适宜气候等优势，还有几样重要物产支撑，如盐池的盐，中条山的有色金属等等。文明最早从这里发生。而后文明顺着汾河向北延伸，山西的几个盆地也得到影响，比如临汾盆地、太原盆地等。今日看来，晋南东侧的晋东南也值得重视，尤其是上党盆地和沁河河谷地带，这里的考古发现虽然明显不如晋南，但这里的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和神话传说，比如、愚公移山、炎帝活动等，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学者刘毓庆先生经过考察后，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文明初始晋东南。思维和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在真相弄清之前，我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

]]> http://fl.czkdw.com/default.asp?id=1940 <![CDATA[第三节从中国的文化框架看山西]]> your@email.com(admin) Tue,27 Jul 2010 18:56:58 +0800 http://fl.czkdw.com/default.asp?id=1940

- 崛起与坠落：
  第三节从中国的文化框架看山西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架构，在宋元以前，华北之晋冀鲁豫及陕为文化名人频出之地，山西省基本在第一方阵。但随着江南的开发，人文之气随着经济和交通的布局而向东、向南北展开。比如沿大运河展开，江浙徽开始迅速崛起，北端之河北作为政治近畿，也保持兴盛。随着长江航运的发达与大运河联网，其一线发达起来，比如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同时，文化随着经济继续往南延伸，福建广东也借机得到拓展，显然是沾了沿海地利之光。到1850年，中国的近代文化架构已经形成，一直到21世纪之今日，基本保持不变。
  
  碧潭先生很用心，他把出产名人最多的地方分为5个区域，分别是：江浙文化区域，湖湘文化区域，闽粤港台文化区域，巴蜀文化区域和京津区域。其代表人物分为：
  
  孙中山　1912-1925　粤
  袁世凯 1912-1916 豫
  蒋介石　1927-1949　浙
  毛泽东　1949-1976　湘
  邓小平　1978-1997　蜀
  
  从地图上可以发现，五个地域中，每一地域至少与其他三个地域毗邻，但也至少与一个区域不毗邻。这就形成了文化地理隔膜。在地理上处于正中位置之湖湘文化，具有一种传承的地理优势。因此，这里的湖南人在默默无闻于历史后，在近代突然几次开风气之先。
  
  碧潭先生认为，湘人振聋发聩与南部之闽粤文化的濡染分不开。如维新变法时梁启超、黄遵宪之在湖南鼓动，辛亥革命时之“广东人革命，湖南人流血”，近年来“电视湘军”的崛起也发轫于对港台娱乐文化的学习。而上溯至宋代，一批福建人，朱熹、胡安国、胡宏等，对于湖湘文化的草创发挥过巨大作用。
  
  湖湘文化居中的优势，与另外三种文化当然也有极深的渊源。其本源应是宋代南下的中原正统儒家文化；而川人多数是”湖广人后裔，所谓“湖广填四川”；而湘、赣人的祖先与江浙同是越人。这种文化地位使他有可能石破天惊，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于是，湖湘文化充当了卫道士或者霸王鞭的作用。于是，湘军与北方文化的同盟军，来反对共同的对手“粤匪”，这就是太平军。
  
  当然，这只是说湖湘文化，其实各个区域是互相起作用，互相支援，又互相厮杀，但面对西方列强时，又共同对敌。近代以来，相继主宰中国的政治、军事势力都集中发轫于这几个地域。比如太平天国造清朝的反，其领袖人物主要来自粤桂两省；湘军突然崛起后，“中兴将相，十九湖湘”，几乎覆盖清末的督抚和将帅；维新变法人物主要产自湘粤，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北洋军阀的主将均产自北方，以豫冀鲁奉为主；辛亥革命元勋主要产自湘鄂粤；国民政府要员主要产自江浙；中共革命家主要来自湘川粤鄂苏等地。总之一句话，除了军阀外，主要政治、军事、思想、经济活动，出自长三角、珠三角和长江中上游地区。而西北、西南、东北则脱离主旋律。
  
  如同碧潭所说：
  
  各股政治势力之间的代兴代灭，几乎都可以合乎逻辑地解读为几大文化区之间的纵横捭阖。而历史进程的突然转折，往往以一种文化的暂时得势或失势作为标志。一种文化一旦得势，此后一段时期的历史进程就会打上该文化的鲜明烙印；而一种文化一旦失势，此后一段时期内就会一蹶不振，除非等到了“重新洗牌”的机会才会卷土重来。这确实是很值得玩味的地方。
  
  这个好理解。凡事凡地域文化都有个兴替代灭过程。太平天国被湘军剿灭之后，其发源地粤桂两省一段时期失掉了在中国的话语权。曾国藩的湘军盛极而衰，最终被李鸿章的淮军所取代。淮军之后兴起袁世凯之北洋军阀，虽然湘粤两度联手对打仍然无法撼动北洋的主导地位。而后湘粤桂浙等文化区军队联手北伐，竟然以10万之少数击败近百万兵力的北洋军阀，从此北方一蹶不振。这种演绎变化如同万花筒一样炫目而难以预测，这是近代历史的精彩之处。
  
  北伐成功主要是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系与其他各系的成功。而后就是分权。蒋介石通过清洗，排斥了来自其他地域的同盟者，又通过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军事手段，彻底控制了民国局面，直到1949年，江浙系人物主宰了大陆的国民政府。此后的历史进程，依然如此。1979年之前，中国国家领导人中以湘籍人士居多，后期的晋籍华国锋主政3年也是受到湘籍器重的结果；1979年之后，湘人在政坛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以江浙徽为主。
  
  至于偏安北方一隅的山西，虽然处于北方这个区域，但由于地处高台之上，交通崎岖、信息闭塞，不能与山下的平原省份相比，只是在特殊状态下，偶有表现。山西省，这个默默无闻的地域，留给世人的影响是与欧洲人争矿，保境安民策略，修窄轨铁路等等，最大的事件是1930年4月，“山西王”阎锡山带领20万晋绥军下太行，与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等联合反蒋，共同参与中原大战，结果遭到张学良偷袭后，溃退收缩回山西后，他本人也通电下野逃亡大连避难。
  
  而终于呼啸而出、为山西人赢得分值的就是抗战。阎锡山的抗日姿态、牺盟会的出现是山西成为前期的抗日中心；中共及其八路军、北方局的进驻山西并成功经营，都使山西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军事地位上，随着八路军及其政权的建立及拓展，终于在12年后夺得天下，山西理应计首功，山西因而成为“革命老区”，这个称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政治特区的意思。想来，让20世纪的地球人始料未及。
  
  山西省下太行的盘山公路
  
  为何山西是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和戏剧性的变化呢？我的理解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地理大势与水有直接关系。水使人通，水使文化通，水使文明发达，这就是海洋文化、大河文化的价值体现。挨近沿海的东南地域自不用讲，就是长江珠江等水量丰沛的水系也使所在地域而蓬勃复兴起来。而山西呢，与此正好相反，不沿海、不沿江，虽然与黄河是界河，但黄河的通航能力极低，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隔离、防御，恰恰与河流的主导作用相反。你还能说什么呢？山西所能凭靠的就是山地、高原，山势使人塞，山地使山西人阻塞，高台使山西只能当看客。除去这个作用，如何有所作为呢？这就是山地的作用。我们只能从山地文化中来总结。
  
  这也说明，在五大区域成为绝对主角时，山西这个配角也会"反配为主"，出人意料表演一把。而山西人所凭靠的还是古代政治军事家所指出的“近畿”位置和山地地形。离开这些，山西几乎不好玩。不知从何时，中国人异口同声称山西人为“老西”。老西不就是“太行山之西”吗？

]]> http://fl.czkdw.com/default.asp?id=1939 <![CDATA[“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 your@email.com(admin) Mon,26 Jul 2010 11:51:37 +0800 http://fl.czkdw.com/default.asp?id=1939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

核心提示：面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扩大会议”派的“法治”要求，国民党主流派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蒋介石企图接过胡适等人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而胡汉民则坚持一贯主张，反对在当时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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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作者：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胡汉民

孙中山早年主张法治，晚年倾向于党治。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宣布训政开始，由此产生党治和法治之争。蒋介石受中原大战刺激，接受胡适等人权派的要求，主张制定约法，进行"政治刷新"，而胡汉民则以孙中山"遗教"为依据，反对在当时制定约法，并在许多问题上批评和牵制蒋介石。其结果是，蒋介石以暴力压制不同意见，一场有关民主和法治的论争转化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

一、南京政坛的一次强震

自1931年2月上旬起，蒋介石日记中逐渐出现对胡汉民的强烈不满和攻击之词。2月9日日记云:"见人面目，即受刺激，小人不可与共事也。纪念周时几欲饮泣，而又耐止，何人而知我痛苦至此耶!"这里，蒋介石仅用了"小人"一词，没有点名，但是，这位"小人"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就登场了。10日日记云:"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感情用事，颠倒是非，欺罔民众，图谋不轨，危害党国，投机取巧，毁灭廉耻，诚小人之尤者也。余性暴气躁，切齿胡某，几忘其身矣，奈何弗戒!"从这一段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认为，"胡某"也者，罪大恶极，他使得蒋介石"性暴气躁"，"切齿"痛恨。

其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某"的攻击就接连不断。13日日记指责其"挑拨内部，诋毁政治，曲解遗教，欺惑民众"。15日日记指责其"破坏党国，阻碍革命"，"以司大令(斯大林)自居，而视人为托尔斯基(托洛茨基)"。25日日记则称:"今日之胡汉民，即昔日之鲍尔廷(鲍罗廷)。余前后遇此二大奸，一生倒霉不尽。"十几天之中，由"小人"，而"胡某"，而直书"胡汉民"，标志着蒋介石怨愤的迅速增强。

这一时期，胡汉民问题使得蒋介石性情乖戾，难以自制。18日日记云:"近日性躁异常，恐将偾事。"25日日记云:"为胡事又发暴怒。"26日日记云:"在汤山俱乐部痛述某之罪状，几为发指。"当日中午，蒋介石与邵力子谈起胡的"罪状"时，再次动情，"心为之碎，自知失态。"

也就在25日，蒋介石制定了一个处理胡汉民的14点计划:1.请胡私邸;2.派监视护兵;3.令警察监视胡的寓所;4.请孙科往见，在"公开审判"和"自行辞职"两者中问胡自愿;同时要胡保荐立法院正副院长，并要胡函慰立法院各委员，使其安心供职;最后将胡迁往中山陵。以上各项对胡，以下各项为善后，计有:明告中央委员;开国民党中央临时政治会议;开中央常务会议，推任立法院院长;由监察委员提起弹劾，令国府紧急处分，严重监视;监察院提起政治弹劾;通告各地党部与各军队等。当然，蒋介石也没有忘记控制新闻，"令各报不准登载中央未发表之消息"。其中还包括"请立法委员组长明午吃饭"一条，考虑得相当周密。

28日晚，蒋介石以宴客为名，邀请胡汉民到自己的住所晚餐。胡到后，便从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手里得到了一封蒋列数其"罪状"并有其亲笔修改手迹的信件，又从邵元冲口里得知:"蒋先生想请胡先生辞立法院院长。"胡坚决要求蒋出面，两人激烈辩论到深夜。第二天，胡汉民具书"辞职"。当日，移送汤山软禁。3月8日，移回南京，仍然处于软禁状态中。

这就是本世纪30年代初著名的胡汉民"被囚"事件。早在同盟会时期，胡汉民就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长期充任孙的助手，堪称"党国元老"。他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长。"事发以后，举世骇然。"他的被软禁无疑是南京政坛上的一次强震。

二、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的"党治"与"法治"之争

要了解蒋胡之争，首先必须了解孙中山的有关思想和蒋胡之争的历史环境。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的目标一开始就定位在将中国建设为世界上的头等民主国家。但是，他又认为，这个境界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还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即将中果实现民主和法治的进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军政时期适用于革命军初起之时，军民共同受治于军法。训政时期适用于三年之后，各县军政府将地方自治权归之于当地人民，由人民选举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员，同时制定约法，规定军政府和人民之间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宪政时期适用于全国实行约法六年之后，其特征为制定宪法，由国民公举大总统，公举议员，组织国会，一切国事，均依宪法而行。此后，孙中山对他的"三阶段论"做过多次说明，其大原则虽始终如一，但也出现了某些相异或模糊之处。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迅速制定了相当于宪法的《临时约法》，它规定了前此中国从未出现过的一系列民主原则。但是，曾几何时，即被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扔进了字纸篓。孙中山多次发起护法运动，都一无所成，其旗号反而为曹锟、吴佩孚辈所利用。这种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源远流长的封建传统和当时社会中强大的封建势力。但是，晚年的孙中山总结经验，却认为其原因在于人民没有经过必要的训练，"未经军政、训政两期，而即入于宪政"，他说:"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他甚至说:"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这一时期，他接受苏俄经验，强调"以党治国"。1924年1月，孙中山起草《建国大纲》时，仅云:"(训政时期)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没有出现"约法"二字。这就为后来滋生论争留下了缝隙。

1928年6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人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和平占领北京和天津，奉系军阀退出关外。同年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宣称军事告终，训政开始。会议决议，遵照孙中山"遗教"，迅速起草并颁布约法。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胡汉民、孙科提出的《训政纲领》。该纲领规定:训政期间，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平日则将政权付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该委员会中的政治会议指导国民政府施行重大国务。同日，通过胡汉民等提出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其正副院长均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这样，国民党就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以一党专政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胡汉民的《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将这一点表述得很清楚，很坦率:"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次年的有关决议甚至说:"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1929年3月13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胡汉民在开幕词中声称:"总理给我们的遗教，关于党的，关于政的，已非常完全，而且事实上都已条理毕具。我们只要去奉行，只要摸着纲领，遵循着做，不要在总理所给的遗教之外，自己再有什么创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会议"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这样，孙中山思想就被凝固化、绝对化、法律化，而不能允许有任何发展和匡正。会议并就此作出说明，声称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当时就"不惬总理本意"，所以后来总理即"不复以约法为言"，这就明确否定了训政时期有制定"约法"的必要，也否定了二届五中全会的决议。

胡汉民、蒋介石等推行的"党治"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以及部分地方实力派的反对。

早在1928年8月，上海48个商业团体就曾组织请愿团，要求国民党中央"颁布约法"。1929年5月，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批评当时中国社会严重缺乏人权的现象: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招牌，就可以任意侮辱其身体，剥夺其自由，宰制其财产;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就可以禁止。他要求制定宪法，或训政时期约法，用以"规定政府的权限"和"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7月20日，胡适进一步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孙中山手拟的《建国大纲》提出疑问。该文认为，民国13年(1924年)的孙中山"简直是完全取消他以前所主张的约法之治"。该文由此进一步地批评孙中山"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民的参政能力"，其言论中有"根本性大错误"。文称:"民国十几年的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政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政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遽行宪政，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扰乱时期之过。"胡适明确地要求迅速制定宪法。他说:"我们不相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胡适的呼吁受到他的朋友罗隆基、马君武、张元济等人的支持。罗隆基称:"人权破产是中国目前不可掩盖的事实。"他尖锐地提出:"明火打劫的强盗，执枪杀人的绑匪"，其"蹂躏人权"的危害，"远不如某个人，某家庭，或某团体霸占了政府的地位，打着政府的招牌，同时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的可怕"。同年12月，胡适将他自己和朋友们的文章编辑为《人权论集》。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批评锋芒直指国民党的"党治"，在当时的思想界掀起了要求民主、人权和法治的波澜。继胡适等人之后，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和地方实力派相结合，进一步掀起批判独裁，要求实行民主和法治的潮流。

国民党三大之后，以蒋介石、胡汉民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掌握中枢，权倾一时，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以邹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则处于失势地位。他们以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要求"民主"、"法治"为名，积极进行反蒋活动。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有晋系阎锡山、西北军冯玉祥、桂系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1929年1月编遣会议后，他们的利益、权力、地盘受到损害，因此，力图武力倒蒋。

1930年2月10日，阎锡山首先发难，提出"礼让为国"，要求蒋介石与自己同时下野。3月15日，冯玉祥部鹿钟麟等人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自然，南京国民政府视此为叛逆，下令通缉阎锡山，并于5月1日发布讨伐令，持续6个月的中原大战由此展开。同年7月13日，反蒋各派在北平联合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精卫等在《联名宣言》中指责蒋介石:"背叛党义，篡窃政权"，将民主集中制变为个人独裁。宣言称:"本党目的在扶植民主政治，蒋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一无保障。"8月7日，再次发表宣言，指责蒋介石借党治名义实行独裁，"号称训政，于今三年，而约法一字亦未颁布"。宣言称:"吾党提倡民主政治四十余年，民国成立亦已十九年，而仍滞于极端专制之境，此诚吾党之大耻，而国民之大不幸。"宣言表示，决于最短期内按照孙中山遗教筹备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汪精卫为此特别说明，孙中山晚年所批评的是民初制定的"实际即是宪法"的《临时约法》，至于《孙文学说》中所说"训政时期的约法"，其目的在于确定政府对人民的关系，限制政府对于人民的权利的干涉程度，仍为革命时代所必要。汪精卫不是胡适，他不敢对孙中山稍有批评，只能在其学说的范围之内做文章。

9月1日，"扩大会议"诸人在北平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15日，成立包括罗文干、周鲠生等六名法学家在内的约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约法并向全国征询意见。其间，曾计划聘请胡适为起草委员，胡也认真地和罗做过讨论，意见"大致相投"。在南北两个"国民政府"兵戎相见的关键时刻，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率兵入关。阎锡山被迫退回山西。汪精卫、邹鲁等眼看失败在即，决定抓紧时间演出最后一幕，向南京政权作一次"悲壮"的宣传战。10月27日，"扩大会议"在太原继续开会，通过约法起草委员会所拟《中华民国约法草案》，用以作为"宪法未颁布以前的根本大法"。该草案所规定的人民人身、财产、居住、集会、结社、言论等"私权"和选举、罢官、创制、复决等"公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民主思想，与胡适等人权派的观点一致，而与南京国民政府一党专政下的情况迥然相反。《大公报》曾评之为"从理论言，此项草案实有许多优点"，"极合人权法理"，"比较任何国家现行宪法为周密"。同日会议即将草案公布，"征求全国人民真实意见及正当评判"。次日，汪精卫等人离开太原，转到天津、上海等地活动。

"扩大会议"的组成人员很复杂，其中大部分人员并不是民主派，其反蒋目的也并不都很纯洁，但是，他们是非主流派或在野派，在和主流派斗争时，有可能看到主流派所不可能看到或不愿意承认的现实，为争取民心，他们所批判的，所用以作为旗帜的，也可能反映出人民的某些要求或愿望。民主和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应该承认，"扩大会议"诸人对南京国民政府以"党治"为名而专制、独裁为实的批判，对民主和法治的呼喊，以及太原"约法"的起草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曲折地反映出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要求。

胡适等人权派的出现，中原大战的爆发，"扩大会议"的召开，这一切表明，在当时的中国，要求制定约法不仅已经形成思潮，而且形成了势力，威胁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

三、蒋胡在制定"约法"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

面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扩大会议"派的"法治"要求，国民党主流派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蒋介石企图接过胡适等人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而胡汉民则坚持一贯主张，反对在当时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胡适要求制定宪法，批评孙中山的文章发表后，招来了国民党一场颇具声势的"围剿"，极端分子甚至要求将胡适逮捕法办。但是，蒋介石特予"优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930年10月3日，蒋介石所率领的南京"讨逆军"克复开封，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等人的失败已成定局。同日，蒋介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前所未有地首先作出自我批评，声称"中正自维凉德，诚信未孚，对人处事，每多过误"。电报建议，在军事大定之后，赦免陈炯明、阎锡山之外的所有军事、政治上的"罪犯"，"取消通缉，复其自由"。电报甚至提出，共产党员个人如能"悔过自新"，"得有切实保证人"，可以"暂予缓刑"，三年之后，实无"犯罪行为"时，得确定赦免之。同日另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在最短期内召集四中全会，讨论提前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进一步讨论召集国民会议，起草宪法，"准备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等问题。蒋并提出，在宪法未颁布以前，先行制定训政时期适用的约法，"使《训政纲领》所规定，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之《政纲》，益能为全国人民所了解"。上述两电，通常称为"江电"。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文告，进一步作出革新姿态，声称"负责建国之中央，则尤必于讨逆胜利之后，紧接之以政治之刷新。"蒋介石的"江电"受到部分舆论赞许，视为"制度上之重要改革"，"开政治的解决之端"，但是，却遭到胡汉民的顽强抵制。胡面谕中央通讯社负责人，"要等到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后才能公开"。11月1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三届四中全会开幕，蒋介石的提议虽被列为主席团提案，但在会前审查时，由于胡汉民力持异议，做了很多修改。15日，张群等人提案，支持蒋介石，要求采纳"扩大会议"等"反对者的意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提案称:"今日通称党国，固非党高于国，或党即国之解释;党与国的机关，不能混合"。又称:召开国民会议，可以密切国民党和人民的关系，增进与人民的团结。该提案还对三全大会将孙中山遗教定为"最高之根本法"的有关决议明确提出异议，认为孙中山的遗著"不含法律性质者亦复不少"。但是，该案遭到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胡称:该案已经三全大会决定，不必讨论。他并称:孙中山所指约法，乃是军政时期，对军政府而言;民元时期的"约法"就是宪法，"非我们之约法";

"总理在《建国大纲》内，就没有提到约法两个字，而单讲训政了。"胡汉民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的有关发言不是偶然的。早在1928年，他就在《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和有关演说中批判民初制定《临时约法》的举措，强调必须坚持孙中山设计的"训政程序"，反对"躐等而上"。1929年9月23日，他在一天中两次发表演说，重申孙中山晚年的观点，指责民初制定《临时约法》，"不遵守总理训政方案，已误国家。"他说:人民必须首先受训练，"到了能运用自治民权，方能有宪法";如果"人民不知如何运用参政权，宪法岂不是假的"。他并以三全大会的决议为依据，不点名地批评胡适等人，声称"总理的一切遗教就是成文的宪法"，"如再要另外一个宪法，岂非怪事!"1930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集易堂提出《人权法原则草案》13条，拟作为"实质约法"的一部分，但是，在胡汉民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此案也以上文同样的理由被决定"缓议"。对于扩大会议诸人提出的制定约法的主张，胡汉民更斥之为"胡闹"，再次强调，孙中山的"主要遗教"已被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不应将之"一齐搁开，另寻一个所谓约法"!由于胡汉民的反对，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未能就是否制定约法一事作出决定，仅议决于次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会议通过的蒋介石有关提案也是模糊的。这次会议，蒋虽被加推为行政院长，但"江电"所提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等意见，或被否定，或被搁置。

三届四中全会结束后，蒋介石加紧筹备召开国民会议。1930年12月末，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次年1月，成立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总事务所，以戴季陶为主任，孙科为副主任。2月15日，加派陈立夫为总干事。

按蒋介石的意思，这个国民会议仍然要制定约法。但是，胡汉民继续反对。1月5日，胡在立法院演讲，列述孙中山的有关主张，而不及约法二字。他说:"关于国民会议的一切，无论是会议前的召集，会议中的讨论，必须完全遵依总理的遗教。"他表示，希望大家"能深识国民会议的性质、组织效能，避免许多无谓的误解。"2月24日，胡汉民、戴季陶、吴稚晖、张群等在蒋介石处聚会，商讨约法问题。张群力主"立宪救国"，受到胡汉民的强烈批驳。胡称自己是"真的为约法宪法而奋斗者"，但他坚持当时条件不够，"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军权高于一切"，"约法这件东西，寒不能为衣，饥不能为食，有而不能行，或行而枉之，只于人民有害"。同日，《中央日报》记者访问胡汉民，征询胡对于国民会议的意见。胡称:"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他提出，国民会议的议题只应限于孙中山手定的三项:谋中国之统一;谋中国之建设;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就将他反对国民会议讨论约法的态度彻底公开了。胡汉民的态度使蒋极为愤怒。2月25日胡汉民谈话见报的当天，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道:"彼坚不欲有约法，思以立法院任意毁法、乱法，以便其私图，而置党国安危于不顾。又言国民会议是为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不言约法，试问无约法何能言建设!"28日，他在《致胡汉民函》中尖锐地责问说:"遍查各国历史，在革命政府成立而统一亟需巩固之时期，是否均有一全国国民公守之大法?今即退一步而政府不提出训政时期之约法案于国民会议，亦必由国民会议自身决定应否议及约法，乃先生必预欲剥夺国民会议提及约法之权，是直欲限制国民会议，压迫国民会议，使国民会议之真意全失，仅预为捣乱者再留一为约法而战之题目而已。"蒋介石高度评价约法的作用，称之为"本党与中国生死存亡之最大关键"。他认为，孙中山晚年并无不要"约法"的主张。《日记》称:"总理革命，主张严弃民国元年参议院之约法，而重定训政时期之约法，是审正革命之约法，而非不欲有约法也。"他和汪精卫一样，也只能在孙中山思想的范围内做文章。

蒋介石虽然早年就参加辛亥革命，但始终并无多少民主思想。他此际之所以重视约法，主要是中原大战和北平扩大会议的刺激。《致胡函》称:他的"江电"是"积数十万将士之鲜血、战地无数人民之牺牲，疮痍满目，痛定思痛，惩前毖后，滴滴血泪之所成"。这段话虽不无美化自己之嫌，但道出了他的"政治刷新"主张和中原大战之间的关系。同函又称:"两年以来，党国多故，叛变纷起"，"不能不为拔本塞源之计，以求战祸之永不复行"。这段话比较真实地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中原大战是国民党统一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双方动员兵力高达160万人，其中"逆军"伤亡20万，"讨逆军"伤亡近10万。它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也严重威胁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接过政敌的口号，力图以此争取人心，剥夺反对派的借口，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

这一时期，蒋介石思想中确有某些"刷新"的念头。除赦免军事、政治犯、制定约法外，废除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指定和圈选制度亦是一例。

国民党采用指定或圈选制由来已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代表406人，其中指定者211人，圈定者122人，选出者仅73人。当时就受到不少地方党部的反对。三全大会甫经闭幕，所谓"护党救国第一方面军"等反蒋力量即乘时而起。北平扩大会议宣言更称:"本党组织为民主集中制，蒋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次代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针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今后"各省党部选举绝对自由，不再圈定，而一切议案亦绝对公开"。他还表示，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必须自由提案，自由决议，不加限制"。尽管蒋介石的目的是"阏绝乱源"，巩固统治，但是，赦免军事、政治犯，制定约法，自由选举、自由提案，议案公开，等等，毕竟是在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他在"江电"中重提曾作为国共合作基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颇有耐人寻味之处，无奈蒋介石专制、独裁成性，一遇到反对意见，他就又用起老套路来了。

四、蒋胡矛盾的其他方面

除了约法之争，蒋胡矛盾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一)胡汉民多次批评国民党、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蒋介石本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以"造成廉洁政府"相号召。2月16日，胡汉民发表演讲，指出四年中不曾检举过一个贪官污吏。他质问道:"我们能相信今日之政府，是真实廉洁了吗?政府之下的公务人员，是真实都奉公守法了吗?不待言，是一个绝大的疑问。"同日，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演讲称:"目前我们党的生气，似乎一天一天在那里消沉了。""从前国民党包办一切，不许人家来染指，现在则包而不办，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胡汉民当时此类言论很多，其最尖锐者为批评南京国民政府"政不成政，教不成教"，这使蒋大为不满，指责其"诽谤行政院"，"漫肆讥评"，"若必欲使中央信用丧失，革命无由完成而后快者"。

在国民党历史上，胡汉民是老资格，而蒋介石只是后生小辈，因此，胡汉民对蒋介石批评、教训起来也常常不留余地，蒋介石对此尤为恼火，指责其"以政治一切罪恶推于中正一人之身，而以军人不懂政治之诽谤，诋之于中外人士之前"。(二)胡汉民反对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蒋介石辞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江电"中，蒋要求提前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胡反对;及至法定时间已到，胡仍然反对。其原因，据蒋称，是由于胡要求蒋辞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未能如愿。《致胡函》称:"先生尝对中正等自诩政治手腕，惟史太林差可比拟，其不欲第四次代表大会早为召集，是否以强迫中正辞退组织部未遂所欲，乃致先生之个人布置未周妥，所以模仿史太林者尚须逐渐准备?"(三)胡汉民企图以立法院牵制以蒋介石为首的行政院。胡汉民认为:"立法者只该忠于党，忠于国，忠于由法律案所产生的政治设施。"他企图以立法来限制行政，补救行政的过失。对此，蒋介石指责其为"阻碍革命，破坏《建国大纲》之精神。"《致胡函》称:"今先生对于政制之应单纯简捷者，必使之复杂纷纠，以致一切政治皆东牵西制，不能运用自如。""必欲以五院院长牵制行政，且皆欲以立法院主张是从，而以立法院为国民政府之重心。"(四)立法院搁置《邮政储金法》。1930年，行政院交通部曾将《邮政储金法》交立法院审议，但胡汉民认为，邮政储金关系国家财政的周转和挹注，因此持审慎态度，该案始终未获通过。对此，蒋介石指责说:"行政院要案，有搁置一年之久不得通过者。"(五)立法院对《中日关税协定》提出质疑。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即推行"改订新约"运动，企图修改鸦片战争以来列强陆续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其内容之一是改订关税条约，实现关税自主。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一正当要求却遭到了日本政府的蛮横拒绝。经过艰难谈判，直到1930年5月，日本才在列强中最后一个与中方签署协定。中方承诺每年从海关税收中提取500万元，用以偿还北洋政府向日方的借款，同时允诺三年内不提高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主要货物的关税率;日本则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由于让步较大，立法院提出质问，蒋介石当时在前方，命人询问胡汉民:"军情紧急，胡先生这样干，是不是想推翻政府?"胡对来人答称:"签订法律案，不经立法院认可，是违法"。

他指责主持谈判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昏聩糊涂，擅签协定"，建议撤职查办。对此，蒋介石指责为"反对外交，妨碍税法"。(六)胡汉民反对以官职为手段拉拢东北将领。1930年，为了动员张学良出兵攻打"扩大会议"诸人，蒋介石曾于当年6月提名以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又准备简拔张的部属为国府委员及部长，对胡表示:"要与汉卿合作，非这样办不可。"但胡立即驳蒋说:"不应该用这种拉拢凑合的卑劣手段"，"国家的名器也不应该这么滥给人"，"在中央的意义之下，对于国内的任何个人，都谈不到什么合作"。对此，蒋介石指责为"阻碍和平，破坏统一"。《致胡函》称:"统一告成，东北竭诚拥护中央，我中央正宜开诚相与，示以大公，使各省心悦诚服，怀德知威"，"乃先生褊狭怀疑，必曰东北无诚意，严防固拒，屏诸化外，凡有提议东北之人与东北之事者，先生必从中阻挠，竭力反对。推先生之意，若必欲使中央失信于东北，引起东北对中央之恶感，使中央原定之和平政策不能实现，军政不能统一，党国永无安宁之日，诚不知先生是何居心也?"(七)反对蒋介石提出的"赦免军事、政治犯"的方案。胡汉民认为，蒋的方案过于宽大，在制定《政治犯大赦条例》时没有完全采纳其意见。对此，蒋介石指责说:"其对于赦免政治、军事犯亦多不赞成，今《大赦条例》与余江电条例相左甚多，以胡同志要主张如此，故中央同志亦无所异议。"蒋介石对胡汉民的指责尚多，如"任意破坏财政"，包庇援引廖仲恺案的嫌疑分子，引用许崇智，接济曾计划谋害蒋介石的陈群、温建纲等。或无事实，或非事实，本文不拟一一列举。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胡之间逐渐积累了若干矛盾，涉及许多方面。但是，在各项矛盾中，胡对蒋的批评和牵制则是招致蒋不满的主要原因。直到1934年，蒋还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五院制乃总统集权制之下，方得实行。否则未得五权分立之效，而必起五院斗争之端;未得五权互助相成之效，而反生五院牵制纠纷之病。胡汉民不明此理，专以私心自用，竟至党国衰败而无法建立健全之中央，其肉岂足食乎!"蒋是个独裁主义者，追求、神往的是大权在握、个人专断的"总统集权制"，岂能容得别人的批评、牵制和反对呢!

五、软禁胡汉民事件的影响

软禁胡汉民的当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到蒋宅赴宴，得知胡汉民的"罪状"后，相顾失色，"皆噤不作一言"。蒋称:"诸同志既认展堂举动不对，应即请其辞职。"他提议于明日召集中常会，推举林森继任立法院长，邵元冲继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诸人仍不敢开口。蒋称:"诸同志既一致同意，明日即照此办吧!"陈立夫依仗他和蒋多年的密切关系，客散后拉着叶楚伧去见蒋，叶仍然一句话不说，陈也不敢提出相反意见，只劝蒋"就此罢手，千万不要走极端"，"再予监禁是不妥的"。但蒋一不做，二不休，盛气表示:"已经做了，就没有办法再掩饰了。"3月2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面带怒容"，指责胡汉民"在中央未有具体决议以前，徒凭个人见解，发为国民会议不当议及约法之言论"。蒋报告后，国民党中央随即召开临时常务会议，通过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蔡元培、孙科等12人提议，决定召集国民会议，"排除一切困难与谬见"，确立约法，推吴稚晖、王宠惠等11人为约法起草委员。会议同时通过决议，声称"胡汉民同志因积劳多病"，"不足膺重要繁剧之任"，辞去本兼各职。据孙科回忆，会议情况是:"半句钟之久，无一发言，后蒋作默认，糊涂通过"。3月9日，蒋介石再次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一方面继续用"辞职"说掩盖"暴力软禁"的真相，一面大肆鼓吹"党员、官吏无自由"论，声称:"革命的党和革命的政府，因为革命的需要"，"随时可以限制党员与官吏各人的自由"，"所以胡同志的行动是否自由，不是什么重大的问题"。云云。软禁胡汉民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全面个人独裁。自此，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仅存的一点民主气氛扫地以尽。国民党元老们记取教训，"咸袖手结舌，莫敢一言"。然而，任何独裁统治的力量又都是有限的。人们在辇毂之下的南京无法吭声，但是，在蒋介石鞭长莫及的地方就无所顾忌了。

从3月3日起，属于改组派系统的上海《华东日报》连续发表评论，抨击蒋介石的"独断专行"，认为"欲谋解放，除彻底反对个人独裁，实现民主政治外，绝无他道可循"。天津《大公报》也发表评论，认为"政治意见既不能无争，要当以言论为工具，以多数决从违"，"轨道内之论争，无论党治、法治之国家胥应允许。盖不如此，则政治必腐化，国家必退步"。8日，上海各省公团驻沪联合办事处通电指出:"专制民主，誓不两立"，要求南京各院长，各部长，"去职远引"，"勿为一姓之走狗"瑏瑠。同月底，中国国民党党权运动总同盟发表《讨蒋宣言》，要求开除蒋介石党籍，撤销其本兼各职瑏瑡。古应芬是胡派重要人物，软禁事件发生后，他最早致电蒋介石表示不满，旋即在广东联络陈济棠等人组织"策划机关"，研究救胡及组织"西南政府"方案瑏瑢。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身份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有"违法叛党"等六大罪状。5月3日，陈济棠以第八路总指挥的名义，率领所部陆海空各军将领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引退"。11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率张发奎等全体将领通电，声援陈济棠等，声称"本军业经下令动员"，愿与各方袍泽"趁时奋起，会师长江，底定金陵"。

"扩大会议"诸人自离开太原后，反蒋活动的重点转入舆论宣传方面。汪精卫于3月14日发表宣言，指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架之行径"。其后，连续发表文电，以"颠覆个人独裁，树立民主政治"及"恢复民主集权制"相号召，呼吁各反蒋派系联合起来。他探悉粤方酝酿反蒋后，即积极表示愿意参加。广东方面秘密征询胡汉民的意见，胡表示同意。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此际也发生分化。孙科原是蒋倒胡依靠的人物，但他由于看不惯蒋的作为，离宁赴沪，消极抗议。5月5日，致电蒋介石称:"历代各国元首罪己，事本平常"，要蒋"自讼自劾"。21日，秘密偕唐绍仪、许崇智、陈友仁离沪赴港，和汪精卫、白崇禧等会面，讨论两广合作讨蒋问题。此后，他即成为西南反蒋阵线中最激烈的人物，演说中有云:"蒋不是寻常老鼠，是一个疫鼠，传染甚速，倘我们不忍些痛，急扑杀之，则全国皆亡不可!"联络既有端绪，唐绍仪、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精卫、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等于25日联署，通电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之内下野。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成立"国民政府"。除了原北平扩大会议的人马之外，又新增了一批反蒋分子，形成国民党内非主流派系的更大联盟。一个北平，一个广州，前后两个反蒋的"国民政府"，用以号召的旗帜都是"民主"与"法治"。

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广州非常会议所成立的"国民政府"虽然很快撤销了，但是，宁粤对立的局面却一直延续到1936年，长达五年之久。

六、余论

"民主"与"法治"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历史的基本走向。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法律又是极为重要的。其中，约法、宪法等"根本大法"规定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民主原则，规范执政者和人民彼此的权利义务，就尤为必要而不可缺。在强权统治下，法律有时会成为具文，但是，它提供了人民保护自己、揭露强权的武器，还是比无法好。因此，20年代末期，胡适等人要求在国民党统治下制定约法或宪法，保障人权，虽有其局限，但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合理要求。扩大会议承继这一要求，以之作为反蒋口号，正是看到了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蒋介石将这一口号接过来也是看到了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中国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个人专断和独裁已经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当蒋介石与胡汉民发生政见分歧时，既不能诉诸民主的协商和讨论，又不能诉诸辩论与表决，而是无限上纲，暴力软禁。原本是追求民主和法治的努力(虽然是表面上的和形式上的)却变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这一事件深刻地说明了现代中国民主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矛盾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是多重交叉的。就胡汉民将孙中山"遗教"绝对化，反对制定约法来说，他不懂得现代的民主和法治，但是，他又企图运用现代的多权分立制度来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就蒋介石来说，他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显示出他企图迈上民主和法治的道路，或者说，他企图以民主和法治来装点门面，但是，当他遭到牵制，面临反对意见时，他又用粗暴的办法践踏了现代民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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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l.czkdw.com/default.asp?id=1938 <![CDATA[ 崛起与坠落：第二节山西历史名人现象分析]]> your@email.com(admin) Sun,25 Jul 2010 17:45:06 +0800 http://fl.czkdw.com/default.asp?id=1938

- - - 崛起与坠落：
      
      从多个角度探索山西衰败的大势
      
                第二节山西历史名人现象分析
      
      山西古代出产名人很多，堪称文化昌盛之地，论其影响，应列在中国省份的第一方阵末（前8名）。与华北省份一样，这里的人才出现的早，且种类齐全，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人才，异常丰富。每一个领域都有当时中国的拔尖人物。你比如政治家、春秋霸主之一晋文公重耳、唐代女皇帝武则天，思想家荀子，军事家卫青、霍去病、郭子仪，诗人王勃、王之涣、王维、白居易，文学家柳宗元、罗贯中，史学家司马光，高僧法显，最著名的军人关羽，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白朴等等，随便就能开列出一个名人单子，可谓星汉灿烂。
      
      检索其文化名人发展脉络，尤以唐宋以前为丰富，元代之后，晋地文化一落千丈，“几成文化沙漠”。人才明显减少。究其原因，有人认为与重商轻文有关，晋商崛起，导致全民皆商，斯文扫地。这只是表征，还是与经济地理和历史大势有关，中国重心已经南移，离山西愈来愈远，山西受到的方方面面辐射愈来愈小。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愈来愈发达，山西受地形制限越来越明显，本身的这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难以讨到便宜。一方面是晋商崛起，富甲天下；一方面是人才寥落，后继乏人。这也说明，山西人由重精神变成重物质，由理想主义变成了存在主义。
      
      元代以后，名人寥落，但也有元好问、白朴、郑光祖、罗贯中、傅山、阎若璩、陈廷敬、徐继畲、孙嘉淦、于成龙等。民国以后，山西在文化方面也出现了一个小繁荣，首先是留学生很多，其中又涌现出一批翘楚人物，如阎锡山、孔祥熙、赵戴文、傅作义等等。民国人物的大量涌现与庚子赔款和西洋人倡导的留学潮有关，染有浓厚的开放色彩。庚子赔款对于中国人，那是一个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和劫难，一个痛苦的符号，但它也有益处，比如对中国40年留学欧美日就起了推动作用，我的母校山西大学也因此而诞生。庚子赔款可以理解为一种西方的政治倾斜，而李提摩太是其中的功臣，留学生被称为“庚款生”。这股留学潮为山西培养了数千留学生，造就了大批军政文科人才，也培养出一批文化名人，比如景梅九、耀月、王用宾、冀朝鼎、李健吾等等。但是百年前这些真正的大腕并不出名，人们后来聊起山西文人，首先想到的是山药蛋派。
      
      而后红色文化在山西兴起并建政成功，造就了一大批红色精英，加上早期人物如高君宇、彭真、徐向前、薄一波、华国锋、李雪峰、陈永贵、纪登奎、赵树理、李顺达、申纪兰等等。这些人物以政治、军事、劳模为主。他们的出现，与内外战争、社会秩序混乱这个大背景有关，所谓乱世出英雄。这种“出身寒微，但角色惊人”的现象在历史上比较少见；而其次成千上万军政人才的崛起，是所谓“放牛的赶上机遇熬成了将军”。整整80年，这批人才及其后裔仍然活跃于山西及中国的各种舞台上。
      
      那么，山西之外的人才生成环境如何呢？
      
      现在，我们站到历史中国的大格局，来评述一下有关省份的文化名人，这样更能使山西有个参照。根据一般历史的看法，山东、河南、江西应该在第一方阵，他们在明代前更突出一些；江、浙、晋、湘、闽、冀应在第二方阵，除了河北、山西，多数在近现代尤为突出；下来就是湖北、四川、广东这些地方人才来势凶猛，愈来愈厉害，充分反映出人才南移和沿长江中上游移动现象。现在，我们来具体讲。
      
      清代以前，山东、河南名人应该最多，两地难分伯仲。山东为齐鲁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首先崛起的文化中心，涌现了一大批奠定中华文化的基脉人物，尤其儒家学说发轫于此，齐鲁学风也为历史所景仰。可以说，山东文化是中国文化之源；在诸子百家时代表现优异，如孔子、孟子、孙子等等，人物为超一流，对中华文化及世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随后的表现虽有起伏，隋唐五代时期相对低迷，但之后继续有上佳表现，一直到明代，在北方一直最出色。其中有诸葛亮、贾思勰、王羲之、刘勰、颜真卿、张择端、辛弃疾、李清照、戚继光、蒲松龄、孔尚任、刘墉等等。中国如果选五个文化大省的话，山东理应占有一席。
      
      河南在诸子百家时代的表现也很突出，比如老子、庄子、范蠡、商鞅、李斯、苏秦、吕不韦、石申等，这些人物出类拔萃，但从总体质量及对后世影响上稍逊于山东。河南在文化名人数量上占有优势，位列中国之最。秦汉到北宋前期的一千多年里，地处中原的河南一直稳居中国文化中心，曾有“天下名人，中州过半”的说法；盛唐时期达到辉煌的顶点。北宋中后期之后，河南丧失了其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人才产量、质量下降，但相对于北方诸省，包括山西，仍然具有优势。除了上述人物外，先秦以后有晁错、张仲景、张衡、阮籍、谢灵运、玄奘、一行，吴道子、杜甫、韩愈、刘禹锡、岑参、白居易、元稹、李贺、李商隐、程颢、程颐、岳飞、侯方域等等。
      
      第二梯队应是江西、江浙等地。江西号称“文章节义之邦”，与北方几省相反，宋代以前，所出人才平平，主要有陶渊明，但北宋中后期以后迅速崛起，取代河南成为文化中心。就诗家而言，“唐诗大家胥出中州”，宋诗而言，“宋诗大家胥出江西了。有人总结过：唐有“李杜韩白”，三位河南人一位四川人；宋有“欧王苏黄”，三位江西人一位四川人。宋明时期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第二个诸子百家时代，江西人是其中的主角。比如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陆九渊、杨万里、姜夔、文天祥等，这些精英开宗立派，叱咤风云，引领潮流。使得江西人文达到极盛之期，对中华文化的进程贡献极大。
      
      元代至明初，江西文人承宋代之余烈，在正统的文化领域里，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仍然首屈一指，之后也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运行。元代以来江西所产的著名文化名人有马端临、吴澄、虞集、罗贯中、罗钦顺、汤显祖、宋应星、魏禧、朱耷、蒋士铨、陈三立、文廷式、李瑞清、陈寅恪、萧公权、傅抱石等等，亦可称得上超超玄箸矣。
      
      浙江、江苏经常合称江浙，说明这两个地方在许多方面的趋同性。宋元以来，浙江的人文表现一直很优秀，但明代成化年间之前不如江西，之后，终于大大超越江西了。稍后，江苏也先后超越闽赣；共同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江浙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并一直保持至今！于是有人说“用人才辈出、经久不息来形容浙江决不为过”。仅明清以后的名人有刘基、方孝孺、于谦、徐文长、施耐庵、黄宗羲、袁枚、龚自珍、吴昌硕、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秋瑾、鲁迅、丰子恺、潘天寿等等。
      
          江苏与浙江相较，有种比学赶帮超的味道。宋之前，江苏略胜，尤以两晋及南北朝最为突出，领先于南方诸省。宋元时期发展减缓，远不如浙江。明中晚期以后，江苏文化重新崛起，再度超越浙江，成为人才密集度最高的省份，近代，浙江又有反超的迹象。明清时期江苏文化名人有高启、顾宪成、徐霞客、文征明、董其昌、祝允明、吴承恩、归有光、冯梦龙、陈子龙、郑板桥、金圣叹、顾炎武、钱谦益、赵翼、刘鄂、徐悲鸿、梅兰芳，人才不胜枚举。所以，有人说：五个文化大省里不能没有江苏。
      
          接下来就是湖南了。湖南古称“三苗”，近代以前，湖南在历史的河流中一直默默无闻，文物教化远逊于中原及东南地区，乃不争之事实。所谓“湖南人物，罕见史传”，即是古代湖湘乏才的真实写照。1850年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湖南只有东汉蔡伦，唐代欧阳询、怀素，宋代周敦颐，元代欧阳玄，明代李东阳，清初王夫之等人有名气。但之后的150年，湖南变了，完全是异军突起。一批湘人先是从军事起家，而后“由军事而政治，由政治而文化”，可谓人文蔚起。中兴名臣有之，民国人物有之，红色革命者有之。主要有何绍基、王闿运、谭嗣同、杨度、程潜、沈从文、琼瑶、龙应台、曾熙、谭延闿、齐白石、贺绿汀、黎锦晖、谭盾、田汉、欧阳予倩、蒋廷黻、黎锦熙、陈子展、刘大杰、杨树达、余嘉锡、曾昭抡、周立波、李泽厚、周光召等。称之为名流辈出，决不为过。其中领军人物应该是曾国藩、黄兴、毛泽东。
      
          还有福建。福建的文化起步时间与江西接近，最鼎盛期也在两宋。理学四大学派中闽派为一。那时的文化名人首推朱熹（安徽徽州人，生长于闽地），还有柳永、元帧、杨时、游酢（杨、游二位还整出个“程门立雪”的故事）、罗从彦、李侗、蔡元定、刘勉之、胡安国、罗从彦、廖德明都是理学名家。此时的福建杰出之辈数量上不及浙江，影响上远不如江西，但基本是同一阵营。元明及清代中前期“给人印象是名家众而大家稀”，有人研究认为——这600年中福建能称得上杰出者只有杨荣、李贽、余大猷、李光地、郑成功、施琅以及不甚光彩的洪承畴等几人。晚清后情况大变，这里是人文蔚起，你像林则徐、陈化成、沈葆祯、严复、陈衍、陈宝琛、陈嘉庚、郑孝胥、林语堂、辜鸿铭、冰心等等，都是与海洋、与现代背景有染，从中可见其地利的影响，近代西方与大陆的碰撞才造就出这样一批俊才。而影响最大、最符合民族审美的自然是林则徐。
      
      
          该说河北了。河北是近1000年就是近畿了，其南部为中原之一部，又是大平原，地理位置优越啊。其实河北出道也很早，几乎可以与第一方阵那几个有一比。据缪世鸿《历代杰出专家学者的地域分布》表显示，宋以前，河北人才数综合排名居第四位（列于豫鲁陕之后）。但其大才极少，甚至远不如综合排名列于第七的山西。宋之前，其著名才俊有扁鹊、董仲舒、刘琨、祖冲之、郦道元、卢照邻、高适、刘长卿、贾岛等。两宋时，人才下降，其排名列于十名之后。后人才数量有明显回升，“在北方诸省中，始终保持前两名之位置（元代时，甚至居于各行省第一）”。其代表人物有郭守敬、马致远、颜元、纪晓岚、翁方纲、张之洞、李大钊等等。寻其人才提升因，大概与其元代之后跃为畿辅之地有关。对于其人家杰，还是人家自己清楚，近些年河北省文联和省内部分媒体联合评选了一回文化名人，并将其归纳为“四美””“八英””“十圣贤””“十八才子”。四美不提，说八英有趣，比如战国廉颇、荆轲；三国张飞、赵云，南北朝祖逖、高长恭；卢俊义和霍元甲。早就听说河北人有侠气、好结朋党，所谓“燕赵儿女慷慨悲歌，勇于为国家、为正义牺牲”也。略微补充一下，与荆轲齐名的还有高渐离、樊于期、田光等。“十圣贤”有黄帝、赵武灵王、蔺相如、刘备、魏征、赵匡胤、张之洞等等；“十八才子””为扁鹊、荀况、郦道元、赵佶（宋徽宗）、赵孟頫、郭守敬、关汉卿、王实甫、曹雪芹等等。之所以没有完全列举，那是因为重复。
      
          湖北为荆楚文化之腹地，其文化起步为南方最早，几乎与中原同步，先秦时，出现了屈原及宋玉、唐勒、景差、伍子胥等文化名人，南方诸省中，如此捷足先登，绝无与之比肩者。只可惜后劲不足，在以后表现平平。秦汉至清末，其出产文化名人主要有王昭君、陆羽、孟浩然、毕升、皮日休、米芾、宋祁、张居正、李时珍、袁宏道三兄弟、陈友谅等人。对此，梁启超任给湖北的评价是：“学者无闻”“学者希焉”。清末以后，人文环境亦随之改观。名人辈出，像黄侃、熊十力、王世杰、李四光、汤用彤、李济、闻一多、徐复观、曹禺等人之出色表现，令过气的鄂省增辉增色。其情况大变，有人说与干臣张之洞之苦心经营有关，也与沾民国首义区之光有关，我觉得还以清末长江中游之开放有直接关系。至于政治军事人物更多，民国后有黎元洪、董必武，仅红安县就出了223位红色将军，杰出代表为李先念。

]]> http://fl.czkdw.com/default.asp?id=1935 <![CDATA[——对轰动山西内外的“山地门”事件的陈述]]> your@email.com(admin) Thu,22 Jul 2010 15:09:23 +0800 http://fl.czkdw.com/default.asp?id=1935

- 受害者还是诽谤者？
  ——对轰动山西内外的“山地门”事件的陈述
  
  首先我要感谢诬陷者对我的异常重视。我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对于史不绝书的诬陷、毁谤事件，几乎是耳熟能详，信手拈来，但想不到的是，有一天我会成为诽谤事件的主角，也就是受害者。呵呵，这个幕后肇事者挺不容易的，下了功夫了。本着我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我就不得不用事实说话，来揭穿了对手的谎言。说起来，心里挺不好意思的。
  
  乍听“山地门”事件这个词，竟是一头雾水，但朦胧中感觉与我有关，与山地文化俱乐部有关。挨了网络伤害，我才逐渐明白其中的“内容”。
  
  “山地门”事件这个词最早在小女巫博客里出现。其措词有些隐晦，加上博文跟帖和传到我嘴里的说法，我方恍然大悟。根据小女巫的透露(见其博文《书生陈树义的幸福生活》)，所谓山地门，就是2010年1月，正直的书生陈树义大义凛然纠错冯潞的劣作《高台上的中国》，行使正当的文学批评权力，结果冯潞不但不感谢，反而倒行逆施，与他的圈里同伙（大概指山地文化俱乐部朋友）策划了一起恶性暴力事件，也可以说是当代鸿门宴。虽然版本很多，众说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冯潞在鸿门宴上暴力了一个善良的书生，一个“无辜好人”。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欧洲童话故事吗？
  
  我作为“山地门”事件的主角，早在2010年3月，就发表过博文《乌云终会散去》对此事作出过澄清：
  
  网友问：造谣者说“陈树义批评你，你就暴力了他”？伤害了一个“无辜的好人”？
  冯潞：我从来没有暴力过他，也未指使、暗示别人暴力过他。究竟他是否遭过人暴力，我不清楚。说这种话的人完全是诽谤，诽谤就是无中生有。我表示气愤。以陈树义极端、执拗的性格和处事方法，遭到社会和他人打击也很有可能，这些打击也许包括暴力？我还是表示怀疑！我怀疑这是有人打击异己之前的一种“借口”，一种小伎俩。
  
  首先我要感谢诬陷者对我的异常重视。我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对于史不绝书的诬陷、毁谤事件，几乎是耳熟能详，信手拈来，但想不到有一天我会成为诽谤事件的主角，也就是受害者。呵呵，这个幕后肇事者挺不容易的。本着我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我就不得不用事实说话，来揭穿了对手的谎言。说起来，心里挺不好意思的。
  
  我的记忆里，与此事对应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2010年1月9日上午的会面。是我主动约的陈树义见面。为何见面？动因是陈树义在网上愈来愈上劲，对我不断进行“关照”（以文学评论为幌子展开的不友好行为），让网民对我的误解愈来愈大。我不能不与他见见面了，我的想法是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谈，干嘛一直干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呢？初衷是希望把矛盾消弭掉。于是，我专程从太原赶回长治约见他。
  
  约见他其实很不容易，费了很大力气，几经邀请，最后这位陈树义先生终于出现了，出现在一家饭店。为了表达诚意，我特邀他的妻儿及邻居，也请了双方几个证人，其中有我的朋友。我这样做，说白了，自然有“防人之心”，为了避免“落把柄”，也为了事后“避口舌”。
  
  吃饭中间大家没有扯其他，只是喝酒，气氛挺热烈。陈树义还挺能喝酒，酒场上挺活跃，与几乎每个人碰了杯。——可见他对这次邀请还是比较满意的，另有图片为证。饭后，为了交流，我又请他去喝茶，出于诚意，又请他夫人同去，她说有事未去，对我们的态度表示信任。在茶室，本想与陈树义推心置腹交流一番，结果交流出现障碍，陈树义根本不买账，——他借着一点酒劲，咆哮茶室，你说话他听不见，但他不顾一切，扯着尖利的嗓子，大喊大叫，后来，越说越来劲，跳着，拍桌子，瞪眼，指着我的鼻子教训，张狂之至。鉴于他的疯狂之举，我几乎未发一言，更没有对他动手动脚，态度极为冷静。在场一证人（我的朋友）看不下去，曾厉声劝他好好说，不要这样，“我们花钱请你喝酒喝茶，你这是干什么？！”他根本不听，就是劝不住，在场所有人都无可奈何。至于说的“封领口”，我没有实施，也未指使人去做。最后，说不成就只能草草收场。——对于此人的人性、人品和酒德，我领教一二，暗暗打消了与之谈判交流的欲望。分手时，我们还是礼貌地握手合影，以示善意。在一楼，陈某坐在藤椅上不走，要挟申迷芳传话与我，要我送他（大概是追求面子？），我下楼来，与申迷芳先生扶他上了小车，并委托申把他送回家去。
  
  这次聚会总的感觉是先热烈，后不欢而散，但没有什么明显冲突。陈一个人搅场，在场诸人对他均有不满，但均持友好姿态，包容、原谅了他。本次饭局、茶局花费约1000元，由我本人承担；喝茶时，陈树义先生很不友好，不顾邀请者好意和在场人的善意，疯狂无比，由此看得出他的内在表现。因为手指着我的脸面声讨，竟然把自己的眼镜也抹掉了，这可能就是所谓“掉眼镜”事件？
  
  此后，鉴于他的偏执、无理，我转话与其夫人，表达我的严正态度：希望把伤害我的文章撤掉，并致歉。他被迫撤了博文，但没有致歉，态度仍然强硬，代之以《三句话和一个声明》。
  
  对此事我没有想到，输诚费力花钱会是这样一个效果；更没有想到，这个陈树义先生，在酒足饭饱、事隔一段后会反咬一口，说我摆的是“鸿门宴”，大家用“文革手段”伤害了一个善良的读书人，可见其人品的多变和险恶。
  
  现在，我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说：“山地门”事件并不存在，完全是包藏祸心者凭空杜撰。炮制这起事件的目的就是无中生有的构陷，而后又被一些可耻的网民利用，一些地方文人煞有介事地传播、煽动、推波助澜，从而在山西省及省外许多地方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使我本人及山地文化俱乐部蒙受上了巨大耻辱和名誉损失。（有相关证据链）
  
  “山地门”事件造成的影响是恶劣的。其直接后果在于：
  
  一、这起杜撰的事件由陈某之口传到小女巫（张佳惠）耳朵里，她竟然信以为真，立刻自报奋勇，在网络上肆无忌惮地对我及山地文化俱乐部发起攻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之前她连我本人的名字也未听说过，就敢胡来，令人匪夷所思，世上竟有这样乖张的人？替人打架都不知道为何打架？被人卖了还为人家点票子？我说天你说地，你是不是一个有理智的社会人？由此可见，小女巫具有任性胡为和糊涂无辜色彩，被阴谋者误导、欺骗，但深层次讲也并非有意与我作对。她虽然拍了砖头、致人伤害，但她不是侵权主谋，在某种程度上，她也是一个受害者，我对她表示深切同情，并希望在法庭上能与她捐弃前嫌，达成谅解。那么，侵权主谋是谁呢？不言自明，让法庭调查吧，看他能狡辩多时！
  
  二、“山地门”事件的谣传导致长治地域上一些文人对我的无端嫉恨、仇视，加上我与多数人没有来往，就被那位造谣者所趁。最集中地表现是在2010年长治市文联举办的年会上，在一些饭桌中间就发生了“挺陈反冯、反山地俱乐部”活动。这些文人未经调查核实，主观臆断，私下里串联呼求，愤怒声讨冯潞和及山地文化俱乐部。其中一些人的蛊惑和对陈某的力挺也是小女巫“信以为真”的猛料。而后小女巫就稀里糊涂充当了急先锋，还以为是在为正义而战。
  
  三、于是，正月发生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陷害冯潞及其山地俱乐部事件。先是长治网民（以文学圈及其边缘队伍为主）蜂拥上阵，随即有山西省、全国许多个城市的大批网民加入进来，在不明真相的前提下，以署名或匿名方式对受害主体进行攻击、伤害，有些语言不堪入目，究竟是谁为，高科技手段早已洞察。误解我的网民中竟然还有我27年前的一个高中同班同学（由于我早已更名，她并不认识我的名字，故蒙在鼓里）。其中，少数文人助纣为虐，起了“可耻”的帮凶作用（说其可耻，是因为他们不如小女巫真实，他们蛊惑人家上前，自己却见机行事，藏头露尾）。这些人一个个完全被锁定，他们在私下里偷着乐吧，说不定哪天大火就会烧着他们！他们在其中的恶劣表现，除了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外，他们私下所采取的挑拨、教唆、煽动、离间、支持和合纵联横手段，让人看到的是唯恐天下不乱、火中取栗、落井下石的人性之恶！比小女巫更恶劣！这些人应该受到谴责！
  
  最后大家要问：谁无中生有制造了这起所谓的“山地门”事件？陈某是受害者还是诽谤者？谁导演了这场恶行？为何他这样胆大妄为、以所谓“文学批评”挑战法律尊严呢？网名、文学人可以真的享受法律的“豁免权”吗？又有些什么人在里面扇风点火，维护小地域、小团伙利益？
  
  我在3个月前就曾明确表态：今后，鉴于我遭遇的网络无端构陷，深知网络侵权对人造成的巨大伤害，本人决定——不避麻烦、危险，不怕惹人，不持中庸，选择法律的武器，坚决与网络侵权行为和丑陋的文坛劣迹斗争到底！现在我还是这句话。
  
  请正直的网友加盟进来，共同反对邪恶的网络侵权，它无疑网络投毒。
  
  作者：冯潞
  
  附：
  
  由于涉及到山地文化俱乐部，这里交代一下。本俱乐部为2000年在太原发起成立，目的是组织会员对山地文化进行研究，对山地海洋进行考察审美，以了解山西、中国和我们唯一的地球。目前已经在许多个城市和山西省内外进行活动，获得了社会广泛赞誉。它只对文化和河山、自然感兴趣，并不涉及他人、组织利益，更不可能对陈树义们构成威胁、干扰、伤害，这样一个令人称道的俱乐部，为何要受到一些人的攻击构陷呢？是谁在处心积虑毁坏一群并不与文坛交叉（我们无意于与操文字的文坛竞争）的有志者呢？其中内在原因何为？敬请网友参与讨论。

]]> http://fl.czkdw.com/default.asp?id=1937 <![CDATA[胡志明在中国广西坐牢的日子李家忠 ]]> your@email.com(admin) Tue,20 Jul 2010 16:28:20 +0800 http://fl.czkdw.com/default.asp?id=1937 　

- 　胡志明在中国广西坐牢的日子
  
  李家忠
  
  胡志明是越南人民衷心爱戴的领袖，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一半时间在国外奔波、奋斗，寻求救国的道路。胡志明多次到中国，同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同时也经受了不少危险和磨难。20世纪40年代在广西被捕坐牢就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段重要经历。　　
  
  被捕坐牢　　
  
  1942年,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取得重要进展。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的前身）领导创立的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影响不断扩大。许多地方都展开了游击活动。但越盟尚未能同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任何国家建立联系。同时，中国华南地区的越盟组织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趋向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同海外的越盟取得联系，进一步扩大越盟的影响，有效地争取国际援助，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为完成这一重要而危险的任务，需要指派一位既了解中国，又有威望的人前往重庆。而作为越盟创始人的阮爱国便成为大家一致公推的人选。8月中旬，阮爱国离开越北高平省抗法根据地，秘密来到中国。为保守秘密、转移外界的视线，他使用了一个新的名字——胡志明。从此胡志明的名字一直伴随他直到逝世。　　
  
  1942年8月25日，胡志明来到广西靖西县巴蒙圩，先在农民徐伟三家住了三天。8月27日，由农民杨涛带路前行。当走到德保县足荣乡时，遭到国民党乡公所乡警的盘查。乡警发现胡志明除持有“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证件外，还携有“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证和国民党政府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军用通行证。但所有的证件均已过期失效，乡警认定胡志明身份复杂，有重大间谍嫌疑，遂将他拘留。8月29日，胡志明由德保县城被押解到靖西县城。靖西当局认为，胡志明既是越南人，却持有中国方面的多种证件，显系重要嫌疑犯，便决定将他送交广西省最高军事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室审查。胡志明写信求见靖西县长，因为他曾在桂林同这位县长见过面，但县长拒绝同他见面。胡志明又给国民党高级官员写信，也未有回音。　
  
  在靖西，一个同越南革命者结拜为兄弟的名叫王锡机的中国农民，曾到监狱探视胡志明。胡志明通过王锡机给国内写信，报告了他被捕坐牢的消息。在靖西过了一个半月，当局又把胡志明押解到另一个地方。就这样，每隔两周或一个月，当局便给胡志明更换一个监狱。每次转移，都给他戴上手铐和枷锁，并有5名武装士兵押解。往往是清晨上路，傍晚才能到达另一个监狱，有时甚至要走两三天。　　
  
  牢房里，政治犯同吸毒和患有梅毒、性病的各种犯人混杂在一起，而且挤满了人，如晚到一会，就会连躺下的地方都没有。胡志明只好坐在马桶上，但如有犯人大小便，还要起身给他们“让座”。早晨起来，第一件要办的事情就是倒马桶。有一次，胡志明一觉醒来，发现身旁的一个犯人已经死去，只得和其他犯人一起将尸体搬出牢房。牢房里最令人痛苦难熬的是疥疮和虱子、臭虫，到晚上还有蚊子。犯人们把虱子叫“战车”，把臭虫叫“坦克”，把蚊子叫“飞机”。在这种环境下度日，胡志明浑身长满了疥疮，变得骨瘦如柴，头发也脱落了许多。从1942年8月29日到1943年9月10日，胡志明先后被囚禁在广西靖西、田东、隆安、天等、邕宁、南宁、武鸣、宾阳、来宾、柳州等13个县的13所监狱、30间牢房。至1942年12月10日到达桂林。不久，又被押往柳州，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审查。　　
  
  名义上的自由　　
  
  获悉胡志明在广西被捕坐牢，越南共产党中央十分焦急，多次以“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名义致电中国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查询胡志明的下落。后又通过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等新闻媒体制造舆论，千方百计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胡志明。但国民党政府不予置理。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共产党只好向中国共产党求救。延安立即打电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他想方设法营救胡志明。周恩来早于20世纪20年代就在法国结识了胡志明。大革命时期，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广州更是频繁交往，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接到延安的指示，周恩来虽大病初愈，父亲又刚刚去世，但仍亲自往见蒋介石，当面进行交涉。同时又委托爱国将领冯玉祥去游说桂系头面人物李宗仁，敦促广西方面尽速查找胡志明的下落。周恩来对冯玉祥说：“胡志明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倘有不测，何以再谈人间道义。” 　　
  
  冯玉祥既坚决抗日，又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在这种情况下营救胡志明，要冒很大风险。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胡志明一案是蒋介石亲自过问的，没有蒋介石的点头，谁也做不了主。经同国民党邀请的苏联顾问团商量，决定利用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迫使蒋介石释放胡志明。　　
  
  冯玉祥对李宗仁说：“胡志明是在你们广西被捕的，你就不怕蒋介石嫁祸于你吗？”李宗仁觉得冯玉祥说得有道理，便同意与他一道去见蒋介石。冯玉祥对蒋介石说：“胡志明是否是共产党姑且不论，即使是，他也是越南共产党，我们有权力、有必要逮捕外国共产党吗？苏联顾问团成员不也是共产党吗？怎么不逮捕他们呢？同时，越南是支持我们抗战的，胡志明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怎么成了罪人？假使把赞成我们抗战的外国朋友当成罪人，那我们的抗战不就是假的了吗？不就失去国际间一切同情和支持了吗？如果要真抗战，就应尽快释放胡志明！”在旁的李宗仁也帮腔说：“释放胡志明的道理，冯先生已经讲了。我问你，为什么要在广西抓胡志明？这不是嫁祸于广西吗？这是下面的意思，还是你的命令？”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得说：“好了，马上叫人调查调查。”这次谈话对于后来蒋介石下令释放胡志明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在柳州的越侨组织“越南革命同盟会”（简称越革）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国民党政府第四战区政治部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基于对胡志明其人的了解，也建议四战区长官司令张发奎释放胡志明，让他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活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终于命令第四战区释放胡志明。就这样，胡志明于1943年9月10日离开拘留所，交由第四战区政治部“查看感化”。从此，胡志明在名义上恢复了自由。　　
  
  参加会议　　
  
  胡志明虽走出了牢房，但并未真正恢复自由。张发奎的意愿是让胡志明为贯彻他的图谋服务，这使胡志明又增加了一段难忘的经历。1942年10月，越侨组织“越南革命同盟会”在广西成立，其执委会成员都是长期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为首的是国民党的一名将军，名叫张倍公。　　
  
  另一人是阮海臣，他已年至七旬，从1912年起一直在中国居住，越南语已基本忘光。“越革”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被其头面人物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所困扰。此外，在昆明的部分越盟成员相继给蒋介石和张发奎写信，宣布不承认刚刚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理由是该组织在国内没有代表；而且其执委会主席是由一名中国国民党将军担任。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张发奎的旨意，于1943年8月在柳州成立了一个有越盟参加的组织，名为越南爱国者会议筹备委员会，并请胡志明参加。　　
  
  起初，胡志明拒绝参加。他说：“我等待自由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如今没有权利再荒废每一天。国内有许多急迫和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去做。这里将有我们的代表来代替我。”但第二天，胡志明便收到了张发奎的信。张发奎在信中要求胡志明无论如何都要参加这个委员会，而且用要挟的口吻表示，胡志明的参加是他恢复自由的前提条件。事情已很清楚，张发奎是想通过胡志明来控制这次会议。正因为张发奎了解了胡志明的身世和威望，意识到今后打交道的对手正是胡志明，所以对待胡志明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胡志明的参加使上述筹备委员会的气氛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越革”中的一些成员强烈反对同越南共产党和越盟合作，此刻便不再吭气。这样，筹委会就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这些成员是：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越南革命同盟会（简称越革）、越南国民党（简称越国）和大越党。一些代表反对大越党参加会议，理由是它有亲日倾向。胡志明则赞成让大越党参加，认为这样可以争取其中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革命服务。此外，胡志明还建议邀请一些从不参与政治的团体参加，如佛教会、开智会等代表参加。接着，胡志明又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成员，让工人救国会和农民救国会的代表与越盟一起参加会议。这些建议遭到越革头目张倍公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越盟的势力将会占据会议的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胡志明决定请张发奎出面裁决，便给张发奎写了一封信。张发奎出于对胡志明的尊重，又考虑到他同越盟的接触刚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不愿在这件事情上引起麻烦，便支持胡志明的建议。　　
  
  几天后，张发奎宴请筹委会的各方面代表，并在席间发表谈话说：“我认为，如果等到所有的准备都完全周到之后才召开会议，那就大错特错了。出于这种考虑，我请胡代表（胡志明）为我起草了召开会议的计划。我仔细阅读了这份计划草案，认为这是一份革命的计划，处处体现了平等的精神和越南各革命党派加强团结的愿望。我向各位推荐这一计划。”张发奎的讲话既已定了调，张倍公只好对张发奎表示感谢，不敢再提其它意见了。其他代表也不得不对胡志明草拟的计划表示赞成。　　
  
  为确保会议顺利进行，不受外界干扰，张发奎把第四战区的礼堂作为召开会议的地点。会议进行得颇为“庄严”、“隆重”，各方面的代表都西装革履，但胡志明却和平时一样着装。他虽然深知在场的不少人都站在越南革命的对立面，但在会上则表现得落落大方。他讲话时，着重介绍了越盟的活动，特别强调了共产党人在反对法、日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的作用。张发奎多次鼓掌，对胡志明的讲话表示欢迎，并坚持出席到散会。在张发奎亲自坐镇的情况下，胡志明被选为越南革命同盟会（越革）执委会的候补委员。　　
  
  会议结束后，胡志明对身边人员说：“会议的结果是我们的重大成功。我们参加会议是正确的，抵制会议则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但我们可以，而且需要通过中国来寻找与其它盟国取得联系的途径，争取对我们解放事业的援助。”张发奎通过胡志明的支持和帮助，成功地召开了会议，达到了他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的目的。在请示重庆之后，张发奎同意胡志明回国。这样，胡志明带领18名越盟干部，于1994年8月9日离开柳州回国，继续领导越南革命。　　
  
  在监狱极为恶劣的条件和狱警的严密监视下，胡志明写下了133首汉文诗，包括七绝、七律、五绝和杂体诗。胡志明将它们抄在土纸上，合订成一个小册子，在封面上写下了“狱中日记”四个字。这些诗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犯人遭受的非人待遇，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反映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意志、必胜信念和宽阔胸怀。其中第一首的题目即《狱中日记》，可以作为贯穿整个诗集的一条红线。《狱中日记》：身体在狱中，精神在狱外，欲成大事业，精神更要大。　　
  
  《狱中日记》作为越南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科书，60多年来一直在越南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广为流传。

]]> http://fl.czkdw.com/default.asp?id=1936 <![CDATA[美洲白银与欧洲价格革命]]> your@email.com(admin) Fri,16 Jul 2010 17:04:50 +0800 http://fl.czkdw.com/default.asp?id=1936 　

- 美洲白银与欧洲价格革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薛国中
  
  　
  　　摘要：一般认为16世纪欧洲发生的“价格革命”是由于美洲白银输入所引起的。其实不然。欧洲“价格革命”在美洲白银到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其根本原因是欧洲经济发展有限，尤其是粮食不足，不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美洲白银的输入促进了欧洲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欧洲在亚洲贸易中的实力，进一步强化了东西方的经济联系。
  
  　　关键词：美洲白银；价格革命；粮食不足；人口增长
  　　
  　　一
  　　
  　　16世纪欧洲发生的价格革命，一般都认为是由于美洲白银输入所引起的。本文不以为然，兹提出拙见，就教于诸学者。
  
  　　1492—1502年哥伦布四次(1492年、1493年、1498年、1502年)横渡大西洋的航行，打开了欧洲人向美洲新大陆殖民的通道。仅半个世纪以后，即1545年和1548年，秘鲁之波托西(Potosi，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之萨卡特卡斯(zacatecas)的银矿被相继发现、开采和大量向外输出。据英国学者威廉•s•阿特韦尔(WilliamS.Atwell)所提供的数字累计，仅波托西一处，1571。1595年的25年中，共产银773.648公斤(即773．648吨)。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G.Frank)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引用了沃德•巴雷特(Ward Barrett)所作的详细研究，全美洲的白银产量，16世纪总计约为17 000吨。随后采用银汞混合提纯的生产技术，产量倍增。1700年在新的基数上又增加了80％，即42000吨，到1800年又增加了近80％，即74000吨。“从1545年到1800年，美洲出产了13．3万吨白银”。这意味着世界白银量(未包括日本)从1500年的大约35000吨，增加到1800年的大约168000吨，是欧洲原有白银存量的5倍。“但是，按照巴雷特的观点，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其他地方出产的占世界总产量15％的白银”。美洲黄金自哥伦布到达之后不久就开始向欧洲输入。“在1551至1560年这十年中，运抵塞维利亚的黄金共达43万吨”。“到17世纪后期，美洲再次发现黄金，1690年开始大量采冶。据巴西史学家的研究，在1680年及1720—1730年巴西生产的黄金，总共有5—6亿皮阿斯特(piastre，或piaster即peso)，约l428.5—1 714．4万吨被投入到欧洲。”故此，巴雷特对1450年到1800年的世界金银流动情况进行总结，得出的结论是，“从1493年到1800年，全世界85％的白银和70％的黄金都出自美洲。”这样，美洲的白银、黄金能源源不断地分东西两路流向欧洲和亚洲，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美洲开发黄金白银，受益最大的首先应该是欧洲。仅以白银而论，从1545—1800年的两个半世纪内，美洲所出产的13.3万吨白银中，有约lO万吨输入到欧洲，占美洲总产量的75％。大量白银的输入，对欧洲同时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效果：第一，欧洲人利用众多的白银促进了欧洲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欧洲在对亚洲贸易中的实力，从17世纪初开始，荷、英、法等国家相继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全凭从美洲得来的白银换取欧洲所需的大量亚洲产品，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东西方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全世界大市场的形成，这不仅对西方有利，对东方也是有利的。第二，按照传统看法，欧洲旧大陆因白银的增多，引起了“价格革命”，即通货膨胀，商品价格总水平上涨。史学家们差不多都把16世纪的“价格革命”看成是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
  　　
  　　二
  　　
  　　所谓“价格革命”，即商品价格的波动、物价上涨，这是市场中常见的经济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市场商品量与货币量的比例关系失衡(商品的供应不足或货币过多)、货币流通的速度加快、商品运输的成本提高、金属货币的成色(货币所含金银量)降低、发行的币值纸币大大超过其贵金属本位的币值，还有政府的政策调节作用等等，不一而足。有一种意见认为，美洲输入的贵金属，因生产技术进步，其单位时间产量提高，所含劳动量减少即价值降低，乃是欧洲价格革命的根本原因，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事实是美洲白银到来之前，欧洲市场已出现了通货膨胀的现象。流通于社会的贵金属有两重性，有的是商品，有的铸为货币。作为商品，在人们的生活、科学研究以及工业生产中实现它的使用价值，即自然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贵金属与一般商品一样，其价格随市场的供需情况而变化。如果因技术进步、单位时间的产量增加、其所含劳动量(价值)减少、贵金属商品在市场过多，其价格自然低落，但它会自动退出市场，贮存起来，待涨价后再投入。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则不同，它不是商品，而是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或称“一般等价物”，又是一切商品交换的媒介，在市场商业运转中必需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市场流通的商品总量须建立相对稳定的平衡关系，否则商品交换难以进行，其交换价值一般不受其自身价值影响。如果贵金属因技术进步、产量增加，盲目地作为货币大量投入市场，超过市场的实际需要量，打破了货币与商品比例的平衡，就会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发生西方所谓的“价格革命”。这时，多余的货币就会暂时退出市场，成为储存手段，待需要时再陆续投入；或转移到别的地方的市场去，如贡德•弗兰克所说的那洋，“因为货币的价格基本上是由当地和世界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它就会从供给相对较大的地方流到相对较低的地方。本文所讨论的美洲白银，运到欧洲后，其中一部分成为一般商品，一部分铸为货币，投入市场，增加欧洲贵金属货币量，超过了市场的需求，欧洲自身不能消化，无疑使原已发生的通货膨胀更为加剧，于是不得不以其相当的数量，由不同商路转输于境外市场。这就是欧洲在接受美洲白银后，又能够而且必需大量向外转移的原因，也是完全合乎经济运行规律的现象。对贵金属的双重属性不加区别，又无视市场自身的调剂力量，都是不恰当的。价格变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供给量与社会需求关系的变化。商品丰歉又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欧洲的价格革命，应从考察当时的经济状况人手。
  
  　中世纪的欧洲，在经过公元500—1000年期间的所谓的“黑暗时代”之后出现了繁荣，11—13世纪，农工商业均有明显的发展，人口达到了8000万，市镇兴起，集市贸易遍布于欧洲大陆，其中最突出的是香槟集市(Fairs of Cham—pagne，又译为香巴尼集市)。香槟位于法国东北地区，12世纪初只是个农业市场，而且在意大利商人来到之前，“当时只是纯粹的地方性或地区性的市场。由于该集市处在地中海区域与西北欧之间国际贸易的商路上，交通便利，欧洲各国商贾云集，成为全欧洲南北商品的聚会中心。在市场上出售的不仅是欧洲的工农业产品，还有来自亚洲的各色高档货物如香料、丝绸等。”在12世纪末和13世纪前半叶，香巴尼集市的确是西方世界国际商业活动中。但从欧洲全局来看，中世纪商业的发展“并没有改变乡村经济的地方自给自足的状况；而且香槟从13世纪末就迅速衰落。西欧工业化之前，农业一直是欧洲的主要的产业，甚至于“1500—1800年期间，在欧洲各地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几乎都在半数以上”。更不幸的是，14世纪中叶几乎整个欧洲都曾遭到“黑死病”的严重摧残。黑死病对欧洲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据说瘟疫“大约350年才消失”。在这场灾难中，损失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比1300年前后减少了1/3—1/2，“由于劳动力缺乏，农业耕作被推迟或受限制，传染病发作期间，贸易和交通陷入混乱”。由于劳动力奇缺，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致使许多庄园主改农田为牧场以便少用雇工。总之，仍然是欧洲社会经济基础的农业，受到空前的破坏，尤其是粮食严重不足。15世纪渐渐恢复，但是这个时期贵金属货币的数量却不能适应经济恢复和发展中的商业的需要，“11世纪到15世纪整个期间，贵重金属的供应似乎一直未能跟上货币需求增长的步伐。……不管是从长远来看，还是从短期来看，中世纪社会都一直受到货币短缺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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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牵动中国历史棋局的人们
  
  2007-01-18 22:03:03 xwg
  来源：日月光华
  
  移民对地域开发、民族融合、文明传播、政权巩固有着重要影响，其作用功不可估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生于浙江湖州，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期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著有《中国人口发展史》、《中国移民史》等。
  　　　　　　　　　　　　　　　　　
  　　一、有没有归属感，是移民与一般流动人口一个非常重要或者说根本性的区别
  　　　　　　　　　　　　　　　　　
  　　我这里说的主要指中国国内的移民。移民有什么特点呢？它与流动人口最大的区别是移民主要指定居或以定居为目的。流动人口对迁入地缺少一种归属感，而若以定居为目的，就会对定居地产生归属感，就不得不与当地的人想办法共处融合，也不得不跟当地利益联系起来，所以有没有归属感，是移民跟一般流动人口一个非常重要或者说根本性的区别。
  　　　　　　　　　　　　　　　　　
  　　移民的类型很多，但如果从性质上分，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存型移民，从古到今绝大
  　　　　　　　　　　　　　　　　　
  　　多数移民都属于生存型移民，以生存为目标，往往没有明确目的地，随遇而安，这类移民往往呈波浪型推进，从出发地开始人多，逐步推的越远越减少。这类移民尽管人数多，但在传播文化、改变当地情况方面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
  　　　　　　　　　　　　　　　　　
  　　另一类移民称为发展型移民，有比较明确的目标，为追求物质精神发展，比如求学、做官、经商，或者追求真理或个人幸福。这些人在移民中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但是起的作用比较大。这两类移民之间往往没有绝对区别，生存型移民出去以后也可能成为发展型移民，而发展型移民也不是人人都能成功，有的目标不切实际，或者现实没有机遇，本来是为了要发展，最后也不得不成为生存型移民。这两种移民可以互相转换，今天或者未来我们比较多的希望有发展型移民，希望移民在出发的时候有比较明确的目标，有一个奋斗方向，而且比较理性选择迁移的目的地和迁移途径。比如现在世界上几乎稍微有点规模的国家都很注意吸收国际上的优质移民，有很多优先政策。还有的国家主动输出发展型移民。比如印度，现在美国硅谷外国人里印度人第一，其次才是中国人，这样有意识地输出发展型移民，对迁出地也有很多好处。
  　　　　　　　　　　　　　　　　　
  　　二、移民加快了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巩固
  　　　　　　　　　　　　　　　　　
  　　1、中原王朝的疆域与移民。中国发展到今天的领土，是从秦朝开始。秦朝称为中原王朝
  　　　　　　　　　　　　　　　　　
  　　，从秦朝地图看，当时秦朝只占东部一块，以后怎么发展到清朝那么大的领土呢？当然不否定中间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也不排除以武力扩张作为开疆拓土的手段，但问题在于，武力扩张以后，要是没有移民，要是没有主体民族定居，绝对没办法巩固。所以，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开疆拓土，一定要有一次大规模移民才能巩固。
  　　　　　　　　　　　　　　　　　
  　　当时战国主要活动范围一般在长江以北，到秦始皇把江南征服以后，开始把中原人迁到今天杭州、绍兴平原，而把原来这里的人有些迁到靠近皖南山区，同时派军队征服岭南以后，让军队留在当地，又从北方补充好几万妇女，以便他们在当地成家立业。中原王朝每一次对外扩张，只要成功实施移民，就能巩固这个地方，反过来就不是这样。比如蒙古高原包括内蒙古，从秦朝开始各个朝代经常是通过战争打到蒙古高原甚至以北更远，但一般打到那里以后竖个纪念碑，举行个仪式，就撤退了，所以一直到清朝大规模移民到内蒙古后，内蒙古南部跟内地才真正比较紧密地联系起来。所以，每一次向周边的移民都起到巩固扩大中原王朝疆域的作用。
  　　　　　　　　　　　　　　　　　
  　　2、边疆政权的扩张和内迁。中国历史上不仅有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中原王朝，还有很多边疆政权，这些政权也是通过移民实现扩张或者内迁的。比如藏族祖先吐蕃就曾建立一个很大的政权，它实施了一系列移民，把河西走廊一带、与唐朝战争俘获的俘虏以及唐朝一些地方的汉人，迁移到吐蕃首都逻娑，也就是今天的拉萨，正因为如此，才能统治包括汉族和其他各族人在内那么大的范围。又比如五代，契丹人兴起以后，在扩展过程中把大量中原人口迁到自己的范围之内，由于有了这些人口，边疆政权才有了比较快的发展。
  　　　　　　　　　　　　　　　　　
  　　3、中国疆域的定型和巩固。在历史上，通过移民，一方面中原王朝不断巩固边疆，另一
  　　　　　　　　　　　　　　　　　
  　　方面边疆政权也得到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的疆域，使之定型并且巩固。中国的疆域最终成果反映在清朝的领土上，这个领土的巩固以及最后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情况下并没有被完全分割的原因，我们也要感谢移民。
  　　　　　　　　　　　　　　　　　
  　　清朝乾隆年间形成的大疆域，1840年以后，碰到帝国主义特别是北方俄国的侵略，俄国侵略之所以得逞，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清朝不太重视边疆建设，没有实施移民。从沈阳往北，除了一些稀稀拉拉的兵站以及少数几个城市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所以，虽说规定乌苏里江以东是中俄共管，但共管的结果是俄罗斯接管了那里。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才开始改变政策。从1860年开始，东北放垦，允许内地百姓大规模迁到东北，到了光绪年间，清朝在东北已经拥有一千七百万人口，主要是山东人，发展到“九。一八”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有三千万人，所以尽管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企图占领东北，但是面对这三千万中国人，也不得不采取间接的办法，扶植一个傀儡，但与此同时，日本制定拓殖“满蒙计划”，移民一百万到东北、内蒙古，所以边疆斗争本质上是移民之争，如果清朝不是及时把一千多万移民移到东北，俄国跟日本就会像当年瓜分库页岛一样将之瓜分。
  　　　　　　　　　　　　　　　　　
  　　再看内蒙古跟外蒙古，清朝放垦的同时，把蒙古的牧地一并也开荒，山西人主要通过走西口迁到内蒙古，迁在今天呼和浩特到包头阴山以南这一带，再往北不太适合农耕，所以，外蒙古移民就比较少，当时几十万人口里汉人比例很少，所以，俄国在辛亥革命后挑动外蒙古搞独立，就搞成了。但是俄国、日本几次千方百计挑动内蒙古搞所谓独立，却没有搞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汉族移民在那里的数量比较大有关。再一个例子就是台湾，台湾今天能够跟大陆联系，精神上文化上靠的就是移民。这对巩固非常重要。
  　　　　　　　　　　　　　　　　　
  　　尽管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当地民族都有发展的权利，但是只要有国家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保证主体民族能够在国家的各个部分占有它的地位，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清朝尽管当时已经有那样大的领土，但是最后留给今天中国的领土却是从一张秋海棠叶子变成一只雄鸡，失去的部分基本上都是还来不及移民或者很少移民的地方，而占有这些地方的国家却已经大规模移民。现在某些有民族分裂情绪的地方，往往也是内地移民比较少的地方。所以移民这个问题，我觉得从历史到现实、再到未来都是值得重视的。
  　　　　　　　　　　　　　　　　　
  　　三、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它的形成是移民的产物
  　　　　　　　　　　　　　　　　　
  　　今天说的中华民族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概念，只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体，泛指国内的五十六个民族，或者将来通过识别还可能增加别的民族。这个民族共同体的主体当然是汉族，这是历史形成的，其形成和扩展离不开移民。
  　　　　　　　　　　　　　　　　　
  　　1、华夏汉族的形成。首先，华夏汉族通过不断迁入其他地区的办法，一次次从黄河流域
  　　　　　　　　　　　　　　　　　
  　　迁到南方、迁到各地，使汉人的居住区、生存空间不断扩展，资源不断增加，人口也不断增加，最后形成一个主体。从秦朝时开始，南迁的趋势基本上一直持续到南宋。所以现在南方的很多人，要追溯自己家的来源，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北方，就是通过一次次的移民。
  　　　　　　　　　　　　　　　　　
  　　元朝以后，南方人口已经满了，再南迁也迁不到哪里去了，所以就由东向西迁移汉人，或者从平原向山区迁移，其中最典型的是“湖广填四川”。若去查四川人的历史，几乎都是移民的后代。到最后连南方的山区都满了，然后就是闯关东、走西口、迁台湾。所以，除了西藏、新疆南疆一些地方，全国各地人口中，汉族都占了主要地位。
  　　　　　　　　　　　　　　　　　
  　　在移民过程中，北方或者平原来的汉族不断把当地民族的人口改变为汉族。比如刚才讲的南方人现在都讲祖宗是北方人，其实不是，有一部分人其实就是本地人，甚至就是古代的三苗、百越，是一些少数民族人口。云南已故的方国瑜教授，原说是桐城方家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改说是纳西族。很多人就是这样。
  　　　　　　　　　　　　　　　　　
  　　北方的情况主要是其他民族迁到中原，然后改变为汉族。北方人主要是因为其他少数民族比如匈奴人、鲜卑人、羯人、氐族人、羌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包括满族不断内迁，内迁以后，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军事上征服者，如蒙古人、满人、女真
  　　　　　　　　　　　　　　　　　
  　　人、契丹人；还有一种是被征服者，如匈奴的战俘或者有的流落到中原的，但是不管哪一种人到了中原以后，很快被中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所征服，军事上的征服者最后都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
  　　　　　　　　　　　　　　　　　
  　　这些民族，今天有的已经找不到，有的只能在境外找到，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融合在汉族中。有的姓都改了，改姓以后再加上通婚，区别就不存在了。所以，尽管南、北汉人有很大的区别，但不管怎样，南方汉人迁到少数民族地方去同化他们，北方汉人在少数民族迁进后将他们同化掉，这样汉族才形成中国以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所以移民对汉族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2、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变化，也得益于移民。有三种情况：一是完全通过移民。要不移民，他们就不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比如现在的朝鲜族、俄罗斯人、塔塔尔人、京族人，都是这样。
  　　　　　　　　　　　　　　　　　
  　　第二类人基本上是在当地发展，没有什么迁移，或者说基本的地方没什么改变，但这一批人跟移民也有关。如藏族、黎族、壮族、布依族、侗族、高山族，他们今天的格局是受到汉族扩张、移民的影响才形成的。
  　　　　　　　　　　　　　　　　　
  　　第三类少数民族是以移民为基础形成，或者在形成过程中有过重大迁移，或者可以说兼而有之。譬如维吾尔族、裕固族、东乡族、女真、蒙古、满、回族，这些民族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民族本身就是一个移民的产物。
  　　　　　　　　　　　　　　　　　
  　　比如，女真人曾建立金朝，灭北宋后，大规模迁到黄河流域，后来金朝灭亡，这些女真人大部分留在中原，少部分迁回东北，迁回到东北的人以后再发展成为满族，所以女真是满族的来源。满族迁移范围相当广，1644年入关以后，满族人主体从东北迁到华北，以北京为中心，在省城都有满人。但到了晚清，满族人很多人连满文都已经不会了，民族语言有的已经消失，更不要说生活习惯方面。北京满人突出的是听京戏、养鸟、书法、绘画，这些其实都不是满人本来的习俗。辛亥革命后满族出现一个大规模的融入汉族的趋势，有的改姓，有的放弃满族的身份，所以今天满族的格局完全是移民的结果。蒙古族也是这样。
  　　　　　　　　　　　　　　　　　
  　　3、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移民在多民族共同体形成中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最后使各民
  　　　　　　　　　　　　　　　　　
  　　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所以，以前历代统治者往往提出要让民族之间杂居杂处，往往是以移民为先导。如果在这一地方没有一定数量的汉族移民，怎么去实行统治？不可能的。其中还有一个途径就是移民的过程中间通婚，通婚以后下面的就很难再从系统上去加以区分，几代以后界限往往就消失，所以最后很多地方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的融合就真正完成，所以，一定要有移民这个过程。
  　　　　　　　　　　　　　　　　　
  　　我个人认为，恰恰是现在民族之间的移民中有一个缺点，新中国成立后为尊重少数民族，甚至一度有些地方禁止民族间通婚，其实当时很多少数民族非常愿意通婚，在有些地方把民族通婚做的非常神秘。比如在新疆，现在如果少数民族跟汉族通婚很麻烦。登记的时候，家长都要去，都要一个一个表态，都同意，这才能通过，否则就不能登记，反过来就造成很大压力。所以政府应该鼓励大家通婚，应该鼓励杂居，只有这样，各民族才能真正达到融合。
  　　　　　　　　　　　　　　　　　
  　　现在讲的中华民族，实际上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内部五十几个民族将来怎样团结？应该是通过移民的方法做到真正互相交流，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提倡移民，但是移民的过程中一定要宣传民族间的平等，特别是汉族移到少数民族地区以后，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民族，要把他们当成主人，我们过去的民族融合很多都以汉族为主。在考虑民族政策的时候，不要什么东西都站在汉族的立场上面，哪怕是小的民族，也要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要尊重少数民族，特别是在文化上面，各个方面都要真正发自内心的尊重，而不是所谓的优待。因为优待实际上是说你条件比我差，我要优待你，他认为你对他优待也不是平等，所以即使是优待，政策上也要用平等的心态、方法来做。
  　　　　　　　　　　　　　　　　　
  　　总而言之，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得益于移民。从未来的发展来看，也要实施有效的、平等的移民来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家的民族团结，真正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
  　　　　　　　　　　　　　　　　　
  　　四、给移民什么地位，决定着移民在地区开发中所起的作用的大小
  　　　　　　　　　　　　　　　　　
  　　1、移民与农业社会的地区开发。在农业社会里，移民的作用很明显，农业社会主要是靠
  　　　　　　　　　　　　　　　　　
  　　人力，一个地方不可能自己生产很多人来，一个缺少劳动力，另外一个也缺少外来先进的技术，甚至连好的农作物都没有，不可能得到开发。移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开发的过程，而且在农业生产的情况下，农业的发展基本跟人口成正比，所以中国古代地区开发就是一个不断移民的过程。
  　　　　　　　　　　　　　　　　　
  　　2、移民与地区重新开发。重新开发是指有些地方已经开发了，但是经过战乱又荒芜了，
  　　　　　　　　　　　　　　　　　
  　　又倒退了，重新开发的动力主要也是靠新移民。最典型的是明朝初年朱元璋实施大规模移民，其中也包括今天北京周围这一带。山西是个主要的移民输出地。有人做过调查，北京郊区好多地名是山西地名。山西有屯留县，北京有屯留营。山西有什么县，这里就有什么村，这证明这里的人都是从山西过来的。不但北京这样，整个华北很多人都追溯到洪洞大槐树，都说老家是洪洞大槐树。当然这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元明之际经过战乱，整个华北平原一片萧条，重新恢复靠的就是这批移民。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太平天国战后整个江南一片萧条，人烟稀少，南京城里更惨，城里几乎空了。但从河南大批移民后，南京方言都变了。南京城里主要是苏北淮北的方言，南京城外郊区全是河南人的天下，所以一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些人调查河南民歌，还可以到南京郊区去，郊区都是河南人。这一批移民使江南很快恢复经济活力，所以移民对于地区开发的作用是很大的。
  　　　　　　　　　　　　　　　　　
  　　3、移民与近代城市的发展。移民对近代影响最大的一方面，就是移民与近代城市的发展
  　　　　　　　　　　　　　　　　　
  　　。城市发展的动力不是本地人，都是外来的，而移民的素质又起了很大作用，看看中国近代沿海沿江的这些城市几乎都是移民产物，其中最典型的是上海。上海是移民的城市，移民中百分之七十左右都来自浙江北部、江苏南部，移民素质相对比较高，加上一些地主富人在太平天国战争、军阀内战、抗日战争中间都跑到上海，所以上海既集中周围的人才、财力，更有十几万外国侨民，像鲁迅开始在北京，后来到厦门、到广州，但最后的十年就定居在上海。除了沿海这些城市以外，还有很多交通枢纽的城市、如蚌埠等，工矿城市、如抚顺等，也都是移民的产物。所以移民对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移民本身的素质在当地所处的地位起很大作用。我们一度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把一些所谓右派反革命流放到边疆，剥夺了基本权利，那他怎么发挥作用？所以移民本身的来源、素质固然重要，但是你给移民什么样的地位也非常重要。所以从历史上看，移民对新兴城市发展可以说起着决定性作用。
  　　　　　　　　　　　　　　　　　
  　　五、移民促进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传播
  　　　　　　　　　　　　　　　　　
  　　移民是文化传播最活跃的载体，在历史上没有现代化传媒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对物质文化的传播。比如农作物、日用品、服饰可以通过流动人口传播，但是流动人口作用有限，他们居住短暂，没有归属感，不会主动跟你接触，而移民以后就两样了，他们会主动传播他的东西。以前我们坐在地上、坐在席上，而北方少数民族胡人坐在马上、坐在小凳子上面，胡人逐步内迁，汉人逐步学，慢慢演变成汉族的各种椅子，到最后汉人这个习惯已经改变，但是日本人、韩国人学中国古代的盘腿坐长期没有改变，盘腿坐在地上，这是中国古代汉族的习惯。又比如农作物里面，尤其是很多外来农作物，刚刚传播可以通过流动人口，比如通过商人，通过海上的贸易，但是推广就离不开移民了。
  　　　　　　　　　　　　　　　　　
  　　移民的过程也是精神文化传播的过程。比如，音乐、舞蹈、艺术都是靠移民传播。民乐中譬如弦乐、二胡、京胡、高胡、板胡都带个胡，以前都叫胡琴，都是从西域，靠移民传过来。舞蹈也是这样，因为汉族比较早发展了文字，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用文字来表达，少数民族有的没有文字，只能靠形体来表达、靠音乐来表达。汉人求爱求婚的写首诗，少数民族唱歌跳舞，所以历来中国优秀的舞蹈、音乐很多都是从北方少数民族过来，一次次移民一次次传播。
  　　　　　　　　　　　　　　　　　
  　　还有艺术形式，现在佛教艺术，敦煌、云岗、龙门石窟主要形式都是外来的，都是随着移民逐步传过来。现在看佛教石窟艺术传播的过程就很明显，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拉千佛洞飞天是裸体的，是原始的印度教，到了敦煌就半裸了，到了龙门衣服都穿起来了，逐步适应中原的习惯，但传播的路线很清楚，是外来传播的，都是不断来的移民影响到当地人，把这种文化传播过来。移民对制度文化的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边疆少数民族建立政权以后，也学内地汉族政权的制度，譬如从俘虏或者从投诚他的人中选择知识分子做官员，把内地制度、把汉族制度移植过去。比如自己创造文字，契丹和西夏都有文字，很明显受到汉文影响，有些是在汉文基础上发展起来，都是靠移民的作用。
  
  　　还有更重要的，农业社会一些制度包括农耕制度传到牧业民族中间，这些也是依靠移民。
  　　　　　　　　　　　　　　　　　
  　　学术文化的传播，比如儒学最早产生在中原地区，之所以普及到全国各地主要是靠汉族到各地的移民。近代很多政治集团，还有很多军事集团利用地域观念命名，比如湘军、淮军，军阀里面直系军阀、奉系军阀、皖系军阀，这实际也是一个移民集团，甚至政治上明朝清朝喜欢把一个官员以籍贯称呼他，比方张之洞是南皮人，叫他张南皮。道理就是往往因为中国人口地域观念太强，就形成以地域集团为主的一批人，因为方言听得懂，有种亲切的感觉。因为来自一个地方，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或者一种共同心态，所以也形成一个政治上的集团。比如光绪跟同治的所谓“两朝帝师”翁同龢是常熟人，如果他不移民北京，常熟人是做不了帝师的，常熟话皇帝听不懂的。所以我肯定翁同龢是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比如大太监李莲英是绍兴人，但是如果李莲英讲绍兴话，他怎么伺候老佛爷？实际上他早就迁到北方来了。
  
  　　实际上，各种阶层与移民都有关系。因为大家都是同乡互相传，是通过移民把自己熟悉的人都迁过来。譬如，旧上海警察多是山东人，拉黄包车的多是苏北人，码头工人苏北人为主，理发师几乎都是扬州人。所以，移民传播的时候相互有一种内部机制，这种机制当然有好的方面，也有消极影响。总而言之，移民对于文化的传播也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六、中国现代化是一个伴随移民的过程
  　　　　　　　　　　　　　　　　　
  　　谈移民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特别要谈移民跟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很多，但城市化是一个主要途径。城市化靠什么？靠移民，不能一味靠本地农村人转变成为城市人口，一方面人口有限，不可能有那么多转变，特别在中西部地方。另外，如果就地转变，人住进洋房，生活还是农民的生活方式，改变不了的。所以任何城市化都需要外来的移民，何况城市化不单是界定人口数量，还要界定人口密集程度，还要界定资金和人才，这些都要靠外来移民。中国未来一个主要趋势就是农村流向城市，小城市流向大城市，或者是在城市群中间密集。东部大城市可能太多了，但西部将来还是要有计划地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使它形成生产能力，形成文化创造的能力。
  　　　　　　　　　　　　　　　　　
  　　中国未来应该是移民的过程，这几年每年大量的人口都在流动，只是因为受到制度和法律的缘故，在统计数字里面还很难反映出来。比如农民工，其实每年都在外面，但是因为现在没有一个使他合法合理的居留途径。现在，很多行业技术含量高了以后，也需要固定的移民，当然人是流动的，但相对需要稳定的。这是中国未来一个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
  　　　　　　　　　　　　　　　　　
  　　再一个，人口素质的提高也离不开移民。因为除了刚才讲到，移民本身是文化最活跃载体以外，一个地方风气的改变，整体素质的提高，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其实都与移民的数量质量成正比。因为本地的发展如果没有一个身边比它目标更高的，就会缺少一种动力。如果没有移民，这个地方人口素质当然也能慢慢提高，但是不会出现飞跃。包括人的身体素质，小时候知道广东人多是个子矮，皮肤黑，眼窝深，现在广东因为外来人多，现在身高都改变，体形都改变，就是说人口包括身体素质的提高也离不开移民。
  　　　　　　　　　　　　　　　　　
  　　最后，移民还有利于人口的合理分布。因为全世界人口分布都不可能均衡，现在，全世界出现的情况不是人口更加地分散，而是高度地密集。日本都是这样，都大规模集中。
  
  　　但是集中还是要合理，怎样合理？合理的分布过程就是一个移民过程。以前片面强调人要分散，这不对，人口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往东迁，但是西部也需要人口，不在于数量，而是需要质量。所以人口要合理地分布而不是均衡地分布，人口不可能均衡的。同时，这种合理性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经济的梯度开发要求人不断地合理地流动。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人口充分发挥作用，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也离不开移民。
  　　　　　　　　　　　　　　　　　
  　　所以，总结历史经验，着眼未来，应该意识到移民是中国未来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如果能够把移民问题解决好，就能够促进中国现代化，否则，大量流动人口就会成为社会一个消极因素，甚至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根源。

]]> http://fl.czkdw.com/default.asp?id=1933 <![CDATA[从多个角度探索千年山西衰败的大势]]> your@email.com(admin) Sat,10 Jul 2010 17:34:28 +0800 http://fl.czkdw.com/default.asp?id=1933

- 崛起与坠落
  
  从多个角度探索千年山西衰败的大势
  
  作者：冯潞
  
  序言：山西衰败了吗？
  
  山西真的衰败吗？是的。这是几乎每一个成年晋人都能得出的结论或者隐约中可以明白的。这种认识，这些年来从普通省人的闲言碎语和官方文牍的急迫追赶之声可以感受过，而在外省人看来，山西省是一个三流的地方，它的省会太原也是一个三流城市。但对于这个省份，不知有多少人理性地分析过、研究过？！出于一种使命感，我现在试做一下这个命题。
  
  我本人并非历史和金融科班出身，也不曾处在领导高位，经历见识也未必突出，解答此题有些勉为其难，但问题摆在我的面前，我只能边学习边思考；多少年的积累和历练和对山西的特殊情感，迫使我不能不对山西作一个冷静的解读，以希望对山西有一点星光之启发，当然若能对山西省的官员能起到参考作用，那就是为文的价值所在。
  
  从常规思维考虑，山西省的衰败，需要从地理地域空间、经济结构和历史走势来观察。一是地理经济，二是地域影响力，三是历史、文化等软实力。我们不能就山西说山西，不能人云亦云，只有跳出山西，站到中国和国际视野，只有触及到历史的深处和俯瞰开阔的地理空间，也许你才会有所得，否则难免流于口舌之议而不能对社会有新的促进。
  
  第一节：山西确实辉煌过吗？
  
  回答肯定，山西确实辉煌过，或者说显赫过。首先是文明积淀深厚，新旧石器遗存丰富，最值得注意的是大运线，如果把晋南比作掌跟，那么太原就是掌心，大同就是手指，而运城尤其值得重视，这里的芮城西侯度文明竟达180万年，这个数据在中国几乎最为久远。西侯度所处的位置，正好处在秦晋豫三角区，这个地方可谓是最为神秘和古老的文明所在，有迹象表明，晋南连同豫西、关中是中国最早有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文明的直根。这点考古学家苏炳琦先生也给以认同。
  
  山西也是很早出现部落、邦国和国家的地方。说明其政治文明水平出道很早。那些传说、新旧石器文化遗址过于久远，这里就不必提，退后几步讲，最著名的是周代在翼城、曲沃一代出现了旨在屏护王朝的藩国——唐国，为周武王的少子叔虞所建，而后弹丸之地发展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大国，版图囊括山西省全部及冀豫陕部分，这就是晋国。“晋字”因而为这块土地所难忘。“侯马盟书”的发现，证明了晋国国力的强盛。后来晋国又在春秋末年魔术般的裂变为三个方国，韩赵魏，战国七雄中的三雄，一个省贡献出三个区域大国，可见其政治能力的先天富足。那时候，东北、两广尚在古中国之局外，更不要提大西北了。这三个国家都有不凡的政治表现，比如李悝变法、魏文侯改革、西门豹治邺、张仪游说天下、胡服骑射、围魏救赵、长平之战等。但是，韩赵魏最终依次为秦所灭，加上其祖宗晋国，持续时间竟然长达800年，可见晋国实力之强，在古中国是不容小觑。晋，这应该就是山西最早留给中华民族的强烈符号。
  
  由于山西文明萌发很早，且具有连续性，这种特点在中国诸省里并并不多见。“可以说，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只有黄河中游晋南、豫西的文化传承没有被打断”（申维辰《山西历史文化的三大特色》）。这个高台上的区域具有超乎寻常的内力，也具有超常的吸纳融合性，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曾经布置在山西各地，但总是被晋南区域所融化，形成一个更庞大的民族，再对西至、南下的各类民族继续融合，春秋末年，华夷差别、界限渐渐消失，地域随着向四边发展，成为一个当时的超级大国。这种融合一直到明清仍然在继续，由于山河分裂，山西停留于黄河、太行、中条山形成的方型内，而唯一不确定的是北部。
  
  山西起初是以内长城为界，其最重要的关口就是雁门关。关内称中原，是华夏民族的故乡，属于山西本部；关外称塞外、塞北，以胡人为主。随着汉唐王朝的称雄，疆域也继续向北发展，山西版图越过内长城，推进到外长城附近，包括大同、朔州一同加盟进来。由于两条长城的之间地域属于汉胡杂交，所以就与晋南居民存在很大差异，其习俗往往与内蒙中部接近，在清代，归绥也属于山西北部，后来的阎锡山时代的军队就叫晋绥军。
  
  山西省不仅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也是大国崛起之地，还是多国看好角逐的军事重地。其军事价值之高，在古中国应处于一流，在北方诸省应在三甲之列。其中原因是其地缘和全境布满了走向各异的山地地形所致。山地使山西成为战争策源地、战争庇护所。因为山西处在游牧民族与中原之间，自然是重兵看守、突破之所；反之，当王权削弱崩溃之时，地方军阀又利用此封闭地形，趁机作乱，称王称霸，左右天下大势。而且，政局越是动荡，山西的这种割据作用，越是突出。譬如春秋战国、十六国北朝、唐末五代，三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动乱时期，山西地域的离心作用实在不能低估。对于这种“晋独”，山西人说起来总是经常拿来说事，自豪的不得了，总结说山西省是“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不论历史如何评述，山西能这样翻云覆雨，说明其是有作为的地方，山西人也很自豪，将这三个时期列为历史上的辉煌期。
  
  辉煌期辉煌什么？能捣乱能折腾，不安分，这是从政治军事角度观察；而从文明积淀看，也不简单，这里很早掌握了农耕、手工业技术，譬如冶铁晒盐，后来挖煤，这些对于国力、军事力量之提升，具有很大推动作用。军事强盛离不开经济、技术支持，而在古代，山西人有许多强项。古建遗存丰富，从现有遗存看，山西占到72%，而我的故乡晋东南则是其中最突出之地。当然，这不能说明山西古代建筑最厉害，只能说保留最多。还有戏剧、歌舞、方言均很丰富，许多属于非物资文化遗产类。比如大同的耍孩儿，左权民歌，晋西爬山调，晋东南的八音会等等。这些东西存在对于政治经济，只能是辅助性的。
  
  最主要的，山西作为政治势力策源地不断喷发出来，令天下惊叹，太原也获得龙城之誉；山西特殊的地形地理决定其内线作战的军事价值，这几乎也是晋人最大的资本；当然山西的手工业也是名闻天下，如运城盐池的盐，中条山的铜，无处不在的铁，后以晋东南为雄，晋北的马（代马），宋以后的煤，这些使古代山西省的地域经济实力不可小视。
  
  相比之下，山西的农业经济和交通能力在古中国不及其军事、政治，这也是山西境内没有出现过大国国都的原因。虽然明清涌现出一支超大的商帮集团——晋商，但放到整个山西古代经济中考察，仍然是一种特殊现象。而且在中古后期，山西已经被中国大势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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